编前语：电影《长安·长安》是一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拍摄的主旋律影片，以中欧班列长安号为载体，讲述了2031年发生在“长安号国际旅游专列”上的跨国故事，旨在着力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五通”方面取得的成就。目前电影《长安·长安》的前期拍摄工作已经结束，国际在线陕西频道将陆续编发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张忠的拍摄手记。

电影《长安·长安》戏曲拍摄现场  摄影  王智

　　电影《长安·长安》的创作中，我们将中国古老的戏曲作为主要元素，选取西北地区的地方戏秦腔穿插在全片，以实现舞台时空和现实生活时空的台像交叉，以呈现戏剧演员内心纠葛的意识流。片中多次出现主角阿雅娜对着镜子凝视的状态，即将上台前，她仔细审视着镜中装扮为戏曲中白娘子的自己。此刻，白娘子和阿雅娜，两个被情所困的女人，在镜像中穿越时空，完成两种身份的交替和情感的互诉。

　　舞台和现实身份的互文前提，人“妖”相恋的镜像对照。古往今来，白蛇的神话传说在国内各种艺术媒介的代际传承之中经久不衰。其主角白娘子的魅力不减当年的原因在于其巨大的反差性，在人深恶痛绝的妖女身份下，集合了社会所能想象到最美好的女性传统品质。而阿雅娜，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也呈现出双面性，一方面，她是新世纪所崇尚、认可的独立新女性，既有跨越族群阶级实现自由恋爱的勇气，又有追求并获得一份属于自己成功事业的能力；另一方面，她又暴露出在家庭身份转换过程中的不适感与逃避。于是阿雅娜的“妖性”在文本意义上拥有了具体化的指涉，一个无法履行普通家庭功能的异国女性。而由她主导的这段女强人的婚姻关系必然会引发来自外界传统社会洪水般的侵扰与来自内心的瓦解。“人妖相恋”的相似主题为电影戏里戏外这两条并行的故事线建立了合理的强关联性，观众就随着镜头的转换跟主人公一同自由地于两个人物命运之间穿梭。

　　戏曲角色对现实身份的影响，理想自我的模仿与背离。在故事的开头，阿雅娜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为她赢得了白素贞这个敢爱敢恨的角色。对于阿雅娜来说，白素贞是她的镜中自我，是现实自我理想化的投射。法国心理学家拉康认为，人在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会为自己建立起一个虚幻的主体、完美的理型。而阿雅娜正是在扮演白素贞的过程中实现了这一过程，她迷恋舞台上的自我，并通过与桑加尔的恋爱来强化这一自恋形式。阿雅娜不仅成为那个神话传说中坚贞不屈的完美女性，更是在恋爱对象的目光中投射出的美好伴侣。就这样，舞台上的阿雅娜在镜像的反射中不断建构起理想自我，她期待着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形象与一段如白蛇传坚贞不渝、轰轰烈烈的爱，但当私定终身、努力经营维系关系后等来的结局是感情的破裂、生活的无奈，两个原本紧密相连的角色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断裂。虚幻的理想自我在碎裂的现实缝隙中摇摇欲坠，让她看到幻境背后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

　　导演张忠（左二）讲戏 摄影 吴宇婷

　　舞台经历对现实表演的升华，理想自我的现实性改造。幻灭带来的不一定是虚无，也可能是转机。在影片中，正是在阿雅娜经历了一切苦痛和伤害后，她才得以彻底与白素贞的角色合二为一，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感人至深的戏。也许只有在苦难中丰满了自己人生羽翼之后，阿雅娜才有能力承担得起这个角色历久弥新的厚度。此时，白素贞的舞台形象不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化自我，她被拉下神坛，与阿雅娜亲历的自我伤痛进行对话与融合。那个曾经完美无瑕的女性形象，在拉雅娜的塑造下化为千千万万真实普通的大众女性，在情感的失落中重新焕发现代的生命光彩，从而与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连结感。

　　一个演员不需要仰视舞台上的角色，也不应该奢求与其角色达到完美的吻合一致。她能做的就是求同存异，从共有的经历中找到那个情感最契合的切口，在两具灵魂的激撞中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最终，当阿雅娜在舞台上放声悲哭的回声飘荡在剧场的每个角落，古代与现代白蛇的故事在那一瞬也通过“扮演”这一仪式互动实现了穿越时空的遥相呼应，以及两个时代悲剧灵魂的深度交融。（文 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张忠  导演助理 陈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