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下军令状那天，野根利一夜未眠，满脑子都是“扶贫产业”。

　　在延安市举行的脱贫攻坚誓师动员大会上，这位来自安塞区化子坪镇的党委书记和延安其他干部一道，在军令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力刚劲，神情庄重。

　　红色封面的军令状上，野根利总共要完成七项任务，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带领当地群众发展产业。

　　野根利一直把它放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军令状结尾这句引人注目：“如若完不成任务，我将引咎辞职。”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镇里一个叫沙湾的村子。早年间，靠着给附近油气公司打工、送水，沙湾人的日子还算不错。但随着油价起伏，村里的光景也几番起落。没有产业，是沙湾村的致命伤。

　　镇里几经调研，好不容易在沟沟岔岔中找了块背风、向阳的缓坡，准备建蔬菜大棚时，质疑声纷至沓来：“祖坟在那儿，迁坟多不吉利。”“盖大棚钱谁出，投钱进去收不回来咋办？”“大棚种些啥，怎么种，卖给谁？”

　　急脾气的野根利耐着性子，一次次上门去做工作。村民声大了，他就递根烟，等人家消消气。今天说不通，明天再去。有时候，他干脆铺盖一卷，住到村民家里，往细里说，往心里说。他还租来几辆轿车，把村民带到周边的县区走了一遭，让他们“眼见为实”。

　　一座，两座，三座……看着大棚拔地而起，沙湾村人的脱贫动力被点燃了，曾经被嫌弃的大棚如今成了宠儿，村民争着要种。

　　“群众心里没谱，党员不能泄气。这口气鼓了就不能松！”工作笔记上，野根利寥寥数笔，道出心路。

　　在延安，像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在沟沟峁峁间，组织村民盖起大棚、种上苹果、垒起羊圈，硬是把黄土高坡上的恓惶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距离沙湾村150公里外，延长县七里村镇赵家塬村村支书董文奇有个特殊的习惯——只要出门就会随身携带一把剪刀，专门用来修剪果树。

　　不管是不是自家的苹果树，只要看见不合适的枝条他都要“动手”：衰弱的枝条要回缩，过密的小枝要疏掉……

　　“手不闲，剪刀不闲。”妻子刘富明有时也嗔怪丈夫，“一年买剪刀的钱就花个没数。”

　　但妻子也明白，丈夫对树亲，因为每一棵果树都来之不易。

　　赵家塬村早先只有两户人家种苹果，因管理不当，加上村远道险，并没有人上门收苹果。因此，看到县里驻村的干部和董文奇把果苗拉到村里，没人稀罕，更没人搭茬要种。

　　“有人说，种苹果还不如种洋芋。”董文奇回忆说，眼看着苹果苗摆在那里没人理，驻村干部都急哭了。

　　挨家挨户问过后，村民才道出心里话：“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下山都难，苹果咋往外运，根本不实际。”

　　没路先修路。董文奇开始带领村里人修路，全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用40天就修好一段路，村民总算可以安全下山了。

　　但是要想让收苹果的车开上来，路还得接着修。董文奇开始到镇上、县上去“要项目”。“有次他生病晕倒后，睁开眼第一句就问我，项目批没批下来。”刘富明说。

　　在县里的大力支持下，3条生产道路没几年就蜿蜒伸展到村里。紧接着，村里水通了、电稳了，村民的发展热情也高涨起来。

　　再过几年，春天里，遍地的洋芋花就变成了苹果花。如今一算账，村民们一个个满脸笑意。

　　脱贫攻坚以来，延安一共派出3.74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扶，1546个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1784名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山峦沟峁间、田间地头里、农家小院中，到处都可见这些基层干部忙碌的身影。

　　如果你曾在甘泉县道镇五里桥村看见一个脚下步子很快、脸上总挂着笑容、皮肤黝黑的青年，那八成是31岁的驻村第一书记程涛。

　　提起驻村当第一书记的第一年，这位来自甘泉县会计事务管理局的年轻后生很不好意思：“刚到贫困户家拜访，就被主人下了‘逐客令’，‘你个小后生，能办成啥事哩？’”

　　群众不欢迎，他就一张笑脸相迎，贫困户不积极，他就带头做示范。短短一年间，村里的养鸡、地膜玉米发展起来了，老旧危房改造了，村里贫困户全部脱贫，曾经软弱涣散的党支部也有了凝聚力。

　　贫困户逐渐开始把他当贴心人。谁家的母鸡下了蛋，打电话要给程涛拿去尝尝鲜，有的村民行动不便，干脆把银行卡密码告诉程涛，让他帮忙取钱。

　　见证延安脱贫，程涛感慨万千。

　　“驻村抓脱贫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党员的意义。”程涛说，“无论我在哪里，只要五里桥村的老乡有需求，我一定想方设法帮大家。”（新华社记者张斌、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