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千年错认又何妨  一朝正名天下响

　　霸陵陵区航拍全景。

　　江村大墓K27出土的铜齿轮、铜构件。

　　江村大墓K27出土的一组印章。

　　江村大墓K27 出土的刑徒俑。

　　江村大墓K15 出土的部分彩绘着衣式陶俑。

　　白鹿原是个神奇的地方，霸陵等西汉陵墓，见证着这里千年的变化。（IC photo 供图）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线上发布会聚焦甘肃、河南、陕西3个汉唐时期重要考古发现。会上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汉代第三位帝王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本次关注度最高的项目。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前，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经过精细发掘和缜密分析，专家判定“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考古发掘了江村大墓的8座外藏坑，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多次考古

　　抢救发掘始于 上世纪60年代

　　西汉十一帝唯汉文帝葬白鹿原。《汉书》载：汉文帝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水经注·渭水》云：“霸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

　　汉文帝霸陵此前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工作。1966年、197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学理、吴镇烽先生对霸陵、南陵的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霸陵、南陵进行的考古调查与测量，为此后的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1世纪初，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霸陵、南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2006年-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等，为确定霸陵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1年-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带队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大致探明了两座陵区遗存的分布范围与形制布局。

　　2017年开始，考古队对江村大墓东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勘探发现了江村大墓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发掘了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了丰硕成果。坑内遗存主要有：着衣式陶俑（个别戴有刑具）、陶器、铁器、铜器，以及漆木器遗迹等。

　　2018年-2019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江村大墓西南约3900米处的23座汉墓，其中4座“甲”字形大墓，均为竖穴木椁结构，最大者全长54米，墓室东西长20米，宽18米，深16米。该墓虽被盗严重，但仍清理出土玉衣片2000多枚，以及伎乐俑、陶编钟、编磬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另外，其他墓葬还出土了带有“襄城家”铭文的铜鋗等文物。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果来看，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

　　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中，省、市考古人员再次对凤凰嘴展开“大体检”，经过对凤凰嘴周围山体的检测，发现其中并无空洞，因而其山体内部也就不可能存在着一座大型墓葬，周围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陵园建筑或汉瓦遗存。

　　传言已久的“霸陵”所在地凤凰嘴，最终被证实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土原。

　　传奇文帝

　　废除三种肉刑 是以大行受大名

　　中国古代对君主的评价方式有很多，但主要是庙号和谥号两套体系，其中谥号有一套相对严格的谥法，每个字都有其含义。所谓“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汉文帝的“文”是一个谥号，汉代谥号还没后来那么长，故常用谥号来称呼帝王，他的全称应为“汉太宗文皇帝”，谥号“文”是非常高的赞美，“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这代表后世对他极高的评价。

　　史载，文帝以秦亡为鉴，深知百姓生活之苦乐对国家安定的意义。其性节俭，在位时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曾因惜十家之财而罢建露台；因怜吏卒输送之劳而令列侯归于封国，不须留于长安奉朝请；借缇萦救父之事而下诏废肉刑；又诏罢天下田租。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汉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文教大兴，国力日益强盛，故称文帝。

　　但“汉文帝”作为一个名字为许多70后、80后所知，还是在当时流行的小人书或绘本里，有“缇萦上书”这么一节，还原了《史记·孝文本纪》里记载的一个案例：汉文帝时的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淳于意的女儿缇萦和父亲一同前往。父女俩到了长安后，缇萦请人代拟奏章，大胆上书汉文帝陈述冤情：“我的父亲曾是齐地的一个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声，现在不慎犯了事，按律当受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愿做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帝于是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次日就下令废除黥、劓、刖三种肉刑，责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

　　废除肉刑的意义有多大？

　　据历史记载，早在舜时期就已具有五刑和赎刑，《尚书·舜典》有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在《孔传》中以为“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进入奴隶制社会，就出现了墨、劓、剕、宫、大辟这五种刑法，有记载在《吕刑》中。秦时又以法家治国，“繁法而严刑”。

　　缇萦践行了“孝”，而文帝成全了“孝”。以至于后世君主能说一句“本朝以孝治天下”，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更重要的是，这一幕场景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光辉的时刻之一。所谓人文肇始，“以人为本”是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也，“其除肉刑”是也。

　　关键证据

　　外围文物 “同茔异穴” 坐实墓主身份

　　“同茔异穴”

　　坐实墓主身份

　　元代《类编长安志》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由于此地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清代陕西巡抚毕沅立碑也在此处，因此过去认为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但数十年来，考古工作人员采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术手段，多次对其进行了大范围的细致探查，除凤凰嘴下的10余通明、清碑石外，并未发现陵墓类遗迹。

　　“文献记载，汉文帝决定薄葬，‘不起坟丘，以山为陵’。这个记载可以说相当长时间里误导了人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说，但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江村大墓才是汉文帝的真正陵寝所在地。如以江村大墓认定为汉文帝陵，那么窦皇后陵恰好位于汉文帝陵东700米，符合西汉帝陵规制。

　　此后，考古队员对北距凤凰嘴约2000多米的窦皇后陵进行了考古勘探。窦皇后陵现存“覆斗状”封土，高23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其中东墓道最长，勘探长度77米，宽6米-23米。因墓室上压封土，勘探困难，情况不详。窦皇后陵封土外围分布有10多座外藏坑，平面呈长条形，最长者54米，短者仅5.2米，宽度多在4米左右。勘探发现，窦皇后陵四面有夯墙遗址，中间位置为门址，西北角有一处夯土基址。

　　根据既往考古工作成果，考古队员重点复核勘探了江村大墓及外围区域。江村大墓东距窦皇后陵约800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深30余米，东墓道最长，约135米，南北宽约10米-40米。

　　“‘亞’字形在汉代是只有帝、后才能使用的墓葬形制，属于顶级配置。一般诸侯王的墓都不能超过这一规制。此外，地面无封土与《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浴霸陵皆以瓦器，不治坟’十分吻合。”马永嬴说。

　　而100多个环绕江村大墓、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中清理出的“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厩廥”等多枚明器官印，都在进一步佐证着墓主身份。

　　随着考古发掘进一步深入，关键性证据浮出了水面。江村大墓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名“石围界”），边长约390多米，宽1.5米，石围界外侧四面正中有门址。在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外围还通过勘探、试掘发现了一道东西残长1200余米，南北宽863米的夯墙遗址。

　　“同茔异穴”！汉代墓葬形制之一，两座大墓在同一个陵园称同茔，相互紧靠、一人一穴称异穴。汉高祖长陵陵园中，高祖陵居西，吕后陵位东。汉景帝阳陵外围也有一周大陵园，将景帝陵园和王皇后陵园界围其中，帝陵在西，后陵居东。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与汉阳陵非常相似，虽然居西的江村大墓外围有石砌的陵园界线，位东的窦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园墙，但二者同在一个大陵园中，如此布局明显体现了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

　　学术意义

　　解决西汉十一陵名位问题 奠定帝王陵墓研究基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认为，西汉帝陵的选址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有关。西汉帝陵及其陵邑置身于秦以来庞大的交通网络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交通条件，促使长安地区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并起到了交通冲要和枢纽的作用。除了西汉帝陵陵区本身良好的道路条件外，从宏观着眼，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等西汉诸帝陵及其陵邑在整个大长安地区的整体交通布局中，地位都非常重要。

　　如，长陵和其西的安陵及其陵邑一起控制着北向甘泉、云阳的驰道；霸陵除扼守临潼向关东的大道以外，也是长安通往东南方向，过武关沿丹水直指江汉平原的武关道实际上的起点；阳陵及其陵邑在渭北咸阳原上处于最东边的位置，当交通要冲地位；茂陵及其陵邑则是控制京师长安和西域之间联系的咽喉，也是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经略西域的交通锁钥；杜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的少陵原北端，作为子午道的起点，其作用不可忽视。

　　正是在这样的经营下，西汉王朝才实现了所谓“长安诸陵，四方福凑并至而会”的交通形势。以诸陵邑为交通枢纽，通向四面八方的渐趋完善的伞形交通网络，对维持长安城及诸陵邑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专家认为，此次霸陵所在最终确认，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陵墓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陵的名位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专家表示，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的基本掌握，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考古资料，为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霸陵的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均为西汉帝陵中最早出现，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初步确立；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折射出西汉帝国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等，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南陵外藏坑出土的众多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见证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