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栎阳城遗址发掘的植物纹瓦当。

　　秦汉栎阳城遗址三号、十一号建筑布局图。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考古遗迹正射影像总图。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桥桩密集。

　　3月12日，在陕西省文物局指导和省社科联的支持下，由陕西省考古学会组织评审会，包括北京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学会部分常务理事在内的15位专家参与评审，经项目负责人汇报、综合评议，投票评选出“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分别为洛南夜塬遗址、旬邑西头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靖边清平堡遗址，其中我市占三项。

　　秦汉栎阳城遗址：

　　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

　　秦汉栎阳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新兴、武屯街道，栎阳是大汉王朝的第一个都城。2022年，考古人员在原考古基础上完成发掘区清理，完整揭露三号、十一号建筑。

　　三号建筑位于发掘区西侧，东北为十号建筑。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呈长方形，由台基、散水等组成。宫殿台基呈曲尺形，东西长13.64米～33.14米、南北宽3.72米～13米、残高0.55米～0.79米。台阶周壁局部发现有墙皮残留，面为白灰抹平，有火烧痕迹。台基周缘设置有19个壁柱，壁柱间距不等，南北、东西壁柱多不对应。台基的东北、西北、西南各设置1个登临台基的坡道，其中东北角为1号坡道，北临十号建筑，东通往十一号建筑1号院，向西通向台基，西高东低缓坡状，东西长4.8米、南北宽2.35米，分三节，其东西各为一个长方形平台，东西长1.5米、南北宽2.35米，中间斜坡长2.5米，坡度约20度，局部残存砂粒。

　　十一号建筑，位于发掘区东侧，通过北侧廊道西折后与十号建筑连接。台基呈长方形，东西长21.3米、南北宽16.8米，残高约0.55米～0.7米，面积357.84㎡。台基南侧的东西方向各设一个台阶，台基西侧设2个台阶，西北侧与北侧廊道连接。台基上残存独立房间4个，台基周围分布壁柱18个，西侧、南侧、北侧发现散水，东侧未发现。台基北侧廊道以东的残存散水，在内外两条立瓦内用卵石平铺，残长2.6米、宽0.67米，残存卵石9排，东西长2.52米，呈南高北低。卵石椭圆形，直径8～10厘米。在台基北、南、西侧散水与台基间均分布有陶立管。

　　栎阳城遗址三号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是近年来战国中期列国都城核心建筑的重要发掘，对战国时期，并对从战国中期延续到西汉初期的建筑特点、形制和演变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2021-2022年度开展的三号、十一号建筑清理，第一次完整揭示出该时期宫城核心区主要建筑，对深入开展战国秦汉建筑研究有重要价值。

　　通过发掘确定，通过三号建筑东侧南北台阶存在一条贯穿三号古城核心建筑的南北向轴线，是目前发现并确定的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而在三号建筑发掘清理的半地下建筑和厕所，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同类遗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

　　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

　　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北与承天门大街相通，又称“天街”，是贯穿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交汇处、安仁坊西北隅一带。

　　本次发掘是隋唐长安城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都城礼制、道路排列、里坊布局、桥梁结构、人工沟渠的修筑及流向以及当时的生活器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还为研究明清荐福寺的历史沿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总计发现隋唐至明清各类遗迹20余处，包括道路4条、渠沟3条、桥址7座、墙基2道、门址1座、涵洞1处、井1口、骨灰瘗埋遗迹2处等。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通过发掘，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遗址，街道残宽达101米，其余叠压在工地西墙外的现代朱雀大街之下。在朱雀大街东起第一座桥址的北侧，发现密集的南北车辙遗迹，在临近第七横街处发现密集的东西向车辙遗迹。在工地东部还发掘出一条东西向大街，发掘街宽23.6米，与朱雀大街相交汇，为隋唐长安城外郭城第七横街。

　　在朱雀大街上发现了东西横穿的水渠。出土有隋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还有陶背水罐、弦纹罐、绿釉碗、白瓷碗、白瓷盆、青瓷盏、黑釉唾壶、青釉执壶、莲花纹瓦当等。

　　在朱雀大街的东侧，还发现一条南北向水沟，为朱雀大街的东侧路沟，出土有隋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还有陶盏、罐、背水罐、白瓷盒、褐釉双鱼壶、莲花纹瓦当等。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内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桥址，皆为南北走向，中间最宽，两边稍窄，间距大致相同。五桥结构大致相同，渠岸两侧在生土二层台上砌筑桥台，为叠涩砖壁，平面呈腰鼓形，中间束腰，两侧略外敞。包砖内的渠岸开挖有土槽，其下铺设石础，其上原立木柱皆腐朽不存。其中中桥原应立有5对木柱，两侧4桥皆立4对木柱。此外，在中桥北岸砖壁上发现有柱洞遗迹，南北桥台外靠近渠岸一侧发现有横木遗迹，为后期桥梁修补遗迹。

　　在朱雀大街东侧水沟上，还发现连接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的2处桥梁基址，皆为东西走向，南北并列，可见成排的木柱遗迹。每座桥址柱洞下带4对砖础，沟壁上部尚残存一层包砖。

　　在工地东南部，还发现隋唐长安城安仁坊西北角墙基、北坊墙角门及北侧涵洞遗迹。在安仁坊西北角附近的北墙上发现一处角门遗址，门址已遭破坏，未见墩台遗迹。涵洞位于角门外的水渠上，由洞身和洞口组成，整体用青砖砌筑，南壁保存较好。推测唐代荐福寺浮图院通过此便门，跨过涵桥，与第七横街相通。

　　关于横穿朱雀大街的这条水渠，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横街南侧的丰乐坊、安仁坊北侧一线都有发现。它与文献所载永泰二年（766年）京兆尹黎干主持开挖的漕渠路线相近，但是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结合科技考古的测年，开凿年代或早至隋或初唐，似非同一性质。

　　据考古实测，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的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是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大唐威仪，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记载，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在建国门外甘泉渠上有通仙桥五道，但具体形制布局不明。本次发掘的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同类遗址，是元大都周桥、明南京内外五龙桥、明清北京内外金水桥、明清帝陵中轴线上五桥、三桥并列制度的先河，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

　　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

　　西安三殿汉代古桥位于半引路西侧，东三环东侧，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西北侧，西距现浐河约400米，是迄今为止在浐河流域考古发现的唯一一座汉代古桥，东西跨度大，南北宽度宽，桥桩密集，是汉代高等级桥梁的代表，为研究汉代桥梁构造及修补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目前共发现桥桩874根，宗地范围内桥体残长74.64米，宽20.54米，桥桩基本上成排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向，方向156度。根据桥桩形制可分为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圆形细木桩三种，根据木桩分布情况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分析，发现较明显的规律，方形木桩和圆形粗木桩年代较早，布局较规整，应为西汉早期始建桥梁时所建；大部分圆形细木桩位于方形木桩、圆形粗木桩之间，分布规律性不强，且年代较晚，或为西汉至东汉时期修补桥梁时所立。

　　通过观察解剖沟剖面，发现桥桩之上存在着多层因河流流动及改道形成的沙层和卵石层，说明在桥梁废弃后，该区域经历了多次河流冲刷及改道，除木桩外，其他桥梁结构及周边遗物已完全不存。

　　该桥正对西汉薄太后南陵及汉文帝霸陵，是帝陵营建这一汉代重大国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桥位于南陵、霸陵与汉长安城之间，为研究汉代道路交通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文献“南陵桥坏，衣冠道绝”的记载，推测其可能为“南陵桥”，为进一步寻找文帝“顾成庙”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西汉衣冠道及早期陵庙制度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明/文 受访单位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