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陕西频道报道（杨舒曼）：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为配合西安北站至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轨道交通建设，自2016年12月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队在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镇长兴、摆旗寨、阎家寨等地勘探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

　　150余座宋代墓葬1/3为儿童 或因疾病、瘟疫造成死亡

房址（供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据了解，本次发掘地点之一的长兴村，位于秦都咸阳城手工业核心区北部，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都咸阳遗址范围。目前该区域的考古发掘面积已经超过2000平方米。下层堆积的遗迹主要有水井8眼、房址5处、灰坑95座、道路6条、水沟5条、儿童葬10座。

　　房址有早、晚两期，均为多室结构，晚期为地上建筑，部分可见石块或陶片铺垫的柱础；早期为半地穴建筑，墙壁涂抹细泥，内附有灶间。儿童葬多临近道路，使用鬲与盆、罐与盆或舟形器与板瓦组合的陶质葬具，有的遗骸已完全腐朽无存。

　　出土遗物包括“半两”铜钱、骨质马镳、石铲以及大量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器。经初步判断，遗存的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属咸阳城手工业遗址的生活居址区。

　　出乎预料的是，该区域的上层堆积中清理出150余座宋代墓葬。这批墓葬分布密集、葬俗独特。墓向近南北，竖穴偏洞室结构，墓室位西，墓道居东，墓室深于墓道，二者之间以土坯或砖封堵。墓主头向北，面多向西，无葬具，仅有2座随葬铜钱和粗瓷罐。遗骸多完整，少量二次葬，成人和儿童的埋葬方式一致。墓主年龄偏低，10岁以下的有60余例，其中不乏刚出生的婴儿，50岁以上的不足10例。墓葬之间无打破关系，说明形成、使用的时间较短。

　　“这150余座宋代墓葬偏洞室、窄、不用葬具、不随葬陪葬品，与本地其他宋墓有很大区别。关于这些人的死因，骨骼保存完整，没有外伤，不属于战争、地震等造成死亡，我们通过排除法推断墓主人或因疾病、瘟疫等原因造成死亡。”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考古队队长许卫红在接受国际在线陕西频道采访时表示，“其独特的葬俗及成因对研究咸阳地区宋代居民成分、灾异情况等极具重要价值。”

　　西魏贵族墓葬出土东罗马金币 或为仿制品

　　摆旗寨、闫村发掘点位于秦咸阳城西部，属于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发掘的遗存类型以古墓葬为主。南段摆旗寨村点清理墓葬数量已达29座，以西汉中晚期小型洞室墓为主，出土陶仓、罐、鼎、盒、奁、灶等陶或釉陶器，以及铜镜、铁剑等金属器。另有西魏、北周墓葬各一座。

　　M28前室西南角随葬陶俑（供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其中西魏墓葬（M28）保存较好。前室平面近正方形，有石质墓志、陶质彩俑和模型明器、漆器、金银币、金发簪、玻璃器等遗物200余件。后室平面长方形，底铺砖，有遗骸二具。

　　根据墓主人的墓志记载，墓主人名叫陆丑，为西魏贵族。他本属鲜卑族步陆孤氏，西域三十六国期间归顺华夏并改姓为陆，即本姓步陆孤，为顺应少数民族汉化的趋势，家族由复姓步陆孤变为单姓陆。陆丑的父亲曾参与了北魏末年爆发的北部边境的六镇起义，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他本人在北魏孝武帝元修出逃前，就被授予要职，这也可能是带他一同出逃的原因。也因为这次经历，让陆丑亲历了强大北魏王朝如何大权旁落，如何在权臣的操控下分裂成东西对峙的东魏和西魏的历史。

　　M28出土金币、银币（上左M28: 242，右 M28:144；下M28:243）（供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该墓除了胡人俑、骆驼俑、玻璃器外，还出土了二枚东罗马金币和一枚波斯银币。其中，两枚罗马金币让人印象深刻。M28:144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其图像清晰，钱文完整，钱径1.7厘米，重量3.1克。正面为右手持长矛的皇帝半身像，背面为站立的侧身带翼女神。正面文字内容为“我们的主上”、“阿纳斯塔修斯”、“永恒的皇帝”，背面有“胜利女神”、“皇帝们”、“君士坦丁堡”及印记。

　　M28:242亦为金币，钱径1.6厘米，重量2克，其版别特殊，较为罕见。“其正面王像手持十字架，而不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的长矛，这是查士丁尼一世时期才开始出现的情况，但却又保持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侧影的特点。背面为手持十字架的带翼天使，体态较健硕，似为男性，而查士丁一世时期天使明显为女性形象，多正面示人，右手持十字架，有的左手还托举一个上面插着十字架的地球。”许卫红表示，“这枚金币的图像兼具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两种金币版型的风格，目前尚无可比对的资料，初步判断是一种流行时间较短的过渡类型或其它地区的仿制品。”

　　根据墓志记载，该墓下葬于公元528年。据了解，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与萨珊波斯银币数量较多，地点多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或中原地区中心城市，时代一般为北周乃至隋唐时期。时代较早的材料包括1978年河北省磁县发掘的茹茹公主墓，墓主为东魏高欢第九子高湛之妻、柔然族邻和公主闾氏，下葬时间为公元550年，仍晚于陆丑墓十余年。此次发现再次证明了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是研究“一带一路”发展历程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