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东:女,生于1954年,祖籍四川省渠县。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周秦汉唐历史文化十八讲》《古代兵学文化探论》《孙子译注》等专著及各类论文多篇。
史墙盘
何尊铭文。
演讲人:田旭东 时间:2017年10月13日 演讲地点:西北大学宾馆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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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夏商周文明发展的最高峰
西周文明是我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周时期文明发展的最高峰。所谓早期国家,是指一个国家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在广大地域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所经过的中间环节。其间,文化从起源到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也体现了民族的形成过程。而中国的早期国家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
从疆域来看,西周王朝通过“封藩建卫”,将其政治势力扩展至各地,形成了东起海滨、西到甘肃、北达辽宁、南至长江以南地区的领土广阔的早期国家;从人口来看,据《帝王世纪》记载,西周初年的人口数量约为一千三百多万。作为政通人和的典范,西周王朝历来备受推崇。孔子曾多次赞颂周朝制度及其创立者文王、武王,特别是赞颂周公。毫不夸张地讲,整个儒家传统是以传承西周时期核心文献为中心的。
一、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
1.周族的兴起和先周历史
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历史,一般被称为“先周”。在先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4位人物是先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
(1)后稷居邰
周族是居于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的古老部族,相传因“姬水”而得姓为姬。周的始祖名弃,为有邰氏女姜嫄所生。《诗经·大雅·生民》记述了弃降生的神话传说。姜嫄祈祷求子,因踩了巨大的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周族在姜嫄所生活的时期大约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但至弃所生活的时期时,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所以说弃是周族的始祖。
由于居住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黄土地带,经营农业是周人的传统。《史记·周本纪》记载,弃从小就善于稼穑,培育了稷等农作物。相传他在帝尧时代曾担任农师,主管国家的农业,因业绩卓著,在帝舜时代被封于邰,号为“后稷”。后来,后稷被人们作为农神来祀奉。
位于武功县的郑家坡遗址,就是一处从新石器时期延续至西周时期的遗址,其中先周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出土和发现了17座房基、15个灰坑、3个窑穴、两个陶窑和上百件陶器、石器、骨器、铜器。根据城垣壕沟、地貌特征和出土文物分析,此遗址应为后稷部族封国有邰之城邑,出土文物也佐证了《诗经》《史记》等史料中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2)公刘迁豳
弃的四世孙公刘,率部族迁居于豳,即今天的旬邑、长武、彬县一带。《诗经·大雅·公刘》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此时,周族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考古工作者在泾水中上游地区也发现了长武碾子坡等比较原始的先周文化遗存。
(3)太王居岐
公刘之后九世,周族传至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族的侵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从豳迁居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非常适宜于发展农业生产,周人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史记·周本纪》记载:“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这说明,周人的国家组织在这一时期已经产生。
古公亶父在周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世尊为“太王”。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周族历经三代、迅速崛起。周原遗址的发掘和发现,证实了周原地区是周人的“岐周”所在,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周原遗址在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建成周原博物馆。由于这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周原地区还享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
作为周族的重要发祥地和周人祭祀天地、祖宗、神祇的圣地,西周王朝曾多次在周原地区举行祭祀活动和重大国事活动,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西周王朝灭亡之后,岐邑毁于兵火。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周原遗址可见有建筑遗址、手工作坊遗址、墓葬、甲骨及青铜器窖藏等,是一处探索和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最为重要的遗址。
(4)文王治岐、迁都丰京
古公亶父死后,其子季历即位。这时,周族“臣服于商”,与商王朝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商朝末年,季历被商王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其子昌继位,是为周文王。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囚禁羑里,后又被放回。周文王在放归后努力发展周族势力,一方面修治内政,另一方面征服西北方向的游牧部落方国。在周文王的带领下,周人先后灭伐密须、黎、邘、崇等商朝的诸侯国,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对商王朝大有进逼之势,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文王灭崇后,将国都从岐下迁到了丰,号称“西伯”;并进一步向东发展,积极准备灭商。文王建丰京之年,就是西安地区建城之起始年。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身死国灭”,西周在丰镐建都历时约为280年。
《国语》记载:“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就是说,周族从后稷创业开始至周武王继位以前,先后有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渝、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及文王等15位先祖。《孟子》也说,舜与文王“世之相去千有余岁”。
2.周朝的建立
(1)武王伐纣
周文王在位五十余年,尚未完成灭商大业便去世了。其子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遗志,发展周人势力,将国都迁到沣河东岸,建立镐京。武王九年,周大会诸侯于孟津,以图取商而代之。这时的商朝内政一片混乱,商纣王沉湎于酒色,统治集团内部争吵不休。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劝谏纣王,纣王不但不听,反而杀掉比干、囚禁箕子,致微子逃亡。周武王看到伐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联合西方和西南方的庸、蜀、羌、髦、微、卢、彭、濮等与商为敌的部族,在甲子日与商纣王会战于牧野。牧野之战中,商军全无斗志、纷纷倒戈、迅速崩溃,商纣王战败自杀。至此,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2)周公东征
在牧野之战灭纣后,周武王很快返回镐京。由于商朝残余势力在东方仍很强大,武王决定“以殷治殷”,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统治商朝的遗民,并派出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住在商都附近监视武庚,被称为“三监”。
次年,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继位。因周成王年少,由周武王之弟周公摄政。周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发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被称为周公。周公是西周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
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不满周公摄政,勾结武庚及商朝残余势力发动大规模叛乱。于是,周公率兵东征,经过三年征战平定叛乱,杀掉武庚和管叔鲜,流放蔡叔度等人,又在洛水北岸修建东都洛邑,将这里作为周朝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并把残余的商朝贵族迁至洛邑。周公东征后,周王朝才完全控制了黄河流域。经过向四方的不断发展,周朝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论语》记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不仅平定“三监”叛乱,还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并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周王朝由文王奠基、武王定鼎、周公主政,“文武周公”也是孔子最为推崇的人物。周公言论多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
周公庙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的先周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址,是目前所知的最高等级的大型西周墓地。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长达1500余米的西周城墙、近千座先周和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特别是发现了7000多块卜甲。这些卜甲的刻字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名、地名、方国名、祭祀、战争、占梦、记时、月相等,其中涉及了周公、召公等重要的历史人物。
西周王朝的鼎盛时期是在西周前期,即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和周昭王时期。从西周中期的周穆王以降,西周王朝“王道衰微”,开始走下坡路。至周厉王时期,西周爆发了“国人暴动”,之后虽有“宣王中兴”,仍未能挽救其走向末路的命运。公元前771年,犬戎攻打镐京,周幽王被杀于骊山,周平王被迫“东迁于雒邑”。至此,西周王朝灭亡,东周时期开始。
二、早期国家制度的完善
1.分封制
分封制是西周王朝统治全国的一种方式,是西周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西周历史的显著特点。灭商后,西周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全国各地,代表周王室统治地方,建立诸侯国以拱卫王室,这就是分封制,也被称为“封藩建卫”或“封建”。
西周分封的诸侯,大致有王室子弟、异姓贵族、古代圣贤或帝王的后代等三类人群。这些诸侯国的关系有亲有疏、地位有高有低、疆域有大有小、军队有多有少,表现了鲜明的等级附属关系。根据历史记载,周王室先后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其数量在不同的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记载为四百,有的记载为八百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等国。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而各级贵族都是周天子的臣子。周王室对诸侯国拥有一定的统治权力,诸侯国对周王室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正是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王室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紧紧控制了诸侯国,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王朝通过“封藩建卫”,将其政治势力扩展至各地,形成了东起海滨、西到甘肃、北达辽宁、南至长江以南地区的中国早期国家,领土广阔,绵延近三百年。
2.宗法制
宗法制,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在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以父权为主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就是宗法制的渊源。这一组织形式在国家形成之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国家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对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法制是西周王朝的又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并与分封制密切相关。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按照西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宗族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的大宗。除嫡长子外,周天子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于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自己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他儿子又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亦是如此。所以说,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和其他政治特权。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步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宗法制度体系。
3.雍容华贵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西周王朝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礼乐文明对历代王朝的发展同样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礼制自夏朝建立,经商朝发展,在西周时期得到完善,确立了“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秩序以及“男女有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为国以礼”的治国理念。这些精神和原则,是西周王朝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各项规章制度均通过礼制得以贯彻。
狭义的礼乐文明,也指“周公之典”。《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总结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周公制定了等级严密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等级社会的伦理规范,以此维护贵族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封建统治。
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五礼。即吉——祭祀之礼、凶——丧葬灾变之礼、军——与军事征战有密切关系的礼仪、宾——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仪、嘉——喜庆欢会活动的礼仪。周礼不仅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及职官制度等方面的诸多礼仪、礼制和礼义,还包括与之配合的各种音乐使用标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仅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有严格的规定。在大型祭祀活动、征战前的誓师活动和凯旋献捷的庆赏活动中,都配有一定的舞乐;在朝聘和宴饮时,也要吟诗颂歌。如在周武王伐纣归来的大型祭祀和献捷仪式上,人们要演奏名为《大武》《万》《崇禹生开》的乐曲。
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西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年龄在13岁至20岁之间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虽然功能各有不同,但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之所以延续270多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得益于礼乐制度。
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为秦汉帝国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两千多年来,礼乐教化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不断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人们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西周历史文化遗存及其保护利用
1.青铜器的珍贵价值
(1)青铜器铭文与西周史事
利簋,是武王伐纣的见证。这一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于1976年在临潼出土。簋腹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考古专家对利簋出土炭样做了测年,使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武王征商”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并结合天文记载等资料,计算出了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何尊是周公营建洛邑的见证。这是西周一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在陈仓出土。其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东都之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史墙盘和逨盘是西周王朝世系的见证。一直以来,学者对《史记·周本纪》中的周王名称和顺序都有所怀疑。1976年在扶风出土的史墙盘,以及2003年在眉县出土的逨盘,恰恰记载了历代周王的名号。史墙盘,现藏周原博物馆,为周共王时期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其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这篇铭文在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等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
逨盘,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逨盘铭文记述了从西周文王至宣王时代逨这个人各代先祖的历史,历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的功绩,如同一部西周断代史和家族史,是一篇记载历代周王名号最多的铭文。逨盘铭文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载,与殷墟卜辞印证《殷本纪》的商王世系有着同样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两篇铭文均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长篇铭文之一,它们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西周青铜器铭文还记载了涉及西周各项制度的内容,包括军事制度、册命制度、土地转让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可作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
(2)青铜器与礼乐文明
藏礼于器,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主要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其中,青铜礼器包括鼎、簋、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钟、铙、鼓、钲、磬等种类。按照礼制的要求,一些用于祭祀、宴饮和陪葬的青铜器,具有确立主人身份地位、显示尊卑关系、表达虔诚和敬畏、象征使用者权力和地位等作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以鼎和簋为例,其使用规格为:天子用九鼎、七簋,诸侯用七鼎、五簋,卿大夫用五鼎、三簋,士用三鼎、一簋。鼎和簋的规格不能乱用,不得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则就是僭越。因此,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的象征。传说九鼎为夏启所铸。“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后人也将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
2.关于西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几点思考
(1)周原遗址:我们应积极配合专业单位对周原遗址展开聚落结构考古调查。应采用“聚落结构”调查的新方法,判断周原遗址范围内商周时期聚落的性质,厘清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建立周原遗址的时空框架,探明周原遗址不同时期的布局特征和周原“聚邑成都”的聚落基本面貌,推动“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的建设。
(2)周公庙遗址:截至目前,周公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预计还会带给我们更重要的发现和成果。建议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科学研究、环境治理等工作,努力实现完整保护和科学展示。建议将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景点与西安市、法门寺等地的交通线路对接,统筹和改善陕西文物景区交通设施和路网结构,开发旅游线路。建议开展“公众考古”等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
(3)丰镐遗址:沣西著名的H18发掘,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的推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等重要工作,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综合金文历日研究和天文推算,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是商、周时期的关键分界。此外,总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的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已发现有数百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但其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