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现场出土的陶器文物(张宇明 杨利平 摄)
考古现场航拍图(张宇明 杨利平 摄)
中国数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源头何处寻迹?西安作为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根脉是否还有时代更早的实物佐证?距今五六千年前生活在关中地区的史前先民如何实现“入土为安”?随着高陵杨官寨遗址的深入发掘和研究,这些问题可能都将被抽丝剥茧般解开。
西安建城史或已有5500多年
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早在西安建都的朝代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但11月9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杨官寨遗址再获重要考古新发现,西安市的建城史、建都史或可再提前2500多年。
杨官寨遗址坐落于高陵泾河北岸,是史前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自发现至今一直广受学界和社会的关注。2015年冬至今,杨官寨考古队在该区域开展了持续两年之久的考古发掘工作。
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专家们已经基本厘清了该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在该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建造有大型防御体系的庙底沟文化聚落、摆放大量陶器的西门址、聚落中央的人工水利设施等,加上本次发现的东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无疑勾勒出了一个早期城市的雏形。
据考古队领队杨利平介绍,下一步考古队还要探寻西门址外可能对应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以及此次发现的东区墓地可能对应的东门遗迹和聚落内部可能存在的中央大道。如果这些推论都能得到证实,那么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时期关中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聚落的都邑性质必将展现无遗。如此一来,西安市的建城史、建都史或可提前至5500多年前的庙底沟时期。
2000座墓葬参照太阳射线角度摆放
杨利平介绍,此次发掘的这片墓地总面积在9万平方米左右。目前实际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已发现庙底沟时期墓葬339座,墓葬分布得极为密集,初步预测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
本次清理的墓葬以偏洞室墓为主,这种发现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近400年的时间。
墓葬方向大多呈东西向,恰好与太阳直射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摆动的角度一致,考古专家推测当时人们已经会参照太阳光线角度来设置墓葬的朝向。就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墓葬内均未发现有木质葬具(棺材),但在个别人骨周围发现有疑似织物包裹的痕迹。每座墓葬内仅埋葬一人,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但有些遗体存在被剁手及非正常死亡现象。
此次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墓地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为研究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葬制葬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
聚落里可能存在“职业画师”
杨利平介绍,已完成发掘的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都非常有限,仅在极个别墓葬中出土有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石璧、骨珠等。有些墓葬内的随葬品被发现于墓道的填土内,且破损十分严重,考古专家推测当时可能有以残陶器随葬的葬俗。
此外,在少数几座墓葬中还发现有以颜料块随葬的现象,通过对其中一座墓葬出土颜料的科学检测分析,可知其主要成分为赤铁矿,且经过煅烧、捣碎研磨、过筛、添加动物胶黏合成形等一系列细致的加工处理工艺,以方便保存和使用。
显然庙底沟时期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十分先进的颜料制作技术,但其稀有的属性及复杂的工艺还是决定了并非聚落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颜料并熟练地进行使用,用颜料进行绘画应该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而这些人在日常很可能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职业分工。
整片墓葬可能是有专人管理的“国家公墓”
本次发现的庙底沟文化墓葬规格基本相近,都是小型墓葬,且随葬品非常少,对比早年在杨官寨遗址聚落环壕西门址两侧大量出土成层分布的完整陶器,二者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因此考古队推断这批墓葬应该是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时期普通居民的公共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队在部分墓葬开口平面的东端或西端发现有圆形的疑似柱洞遗迹,推测有可能为“幡”类墓上建筑遗存,用来标识单个墓葬的位置,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在营建墓葬的过程中曾经过一定的整体规划,并可能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持。
首次尝试DNA探索墓中人血缘关系
经初步鉴定,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人群的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壮年期,兼有少量婴幼儿个体和个别的老年个体,男女性别比例大致在0.7∶1左右,女性要稍多于男性。
杨利平表示,考古队目前已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合作研究,通过DNA全基因组测序的手段,全面探索墓地中葬人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并辅以碳十四测年得出的科学数据,对个体进行早晚排序,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史前族群谱系。这也是在相关领域内开展的首次尝试,对于人群血缘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
杨官寨遗址或是最早中国的雏形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大致是从距今6000年前左右开始出现明显迹象,具体表现为人口规模增加,大型聚落出现,文化高度发达等等。而距今6000至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其分布范围以关中地区为核心,并向周围强势扩张,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杨利平说,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聚落,规模巨大,无疑需要动用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完成,而仅凭杨官寨一个聚落的人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表明当时这样一个聚落已经具备了组织周边区域的人集中到一起开展大型工程的能力。加上本次大型“居民公共墓地”的发现,这些都指向了杨官寨遗址是一处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很可能就是最早中国的雏形,并为后来国家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