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国，７１岁的德国人伯恩特·格里希总会想到中国武汉汉正街。
汉正街上有一尊铜像，那是他的父亲威尔纳·格里希——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第一位“洋厂长”。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翻开新的一页。４０年来，来华的欧洲专家上百万人次，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见证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推动着中欧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江春水向东流
１９８４年８月，年逾六旬的老格里希应邀来华考察，在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仅３个月后，他就被聘为武柴厂长。在当时的中国，把一家国企交给一个外国人掌管是件破天荒的事情。
“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小格里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父亲有幸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直到多年后仍被中国人民记着，我为他感到骄傲。”
“洋厂长”对武柴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很快就让一家病恹恹的厂子焕发生机与活力：柴油机清洁度从５６００毫克降到了１００毫克以内；主轴承盖废品率从５０％降到３％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７个国家批量出口。老格里希由此被誉为“质量先生”，他的改革方式与管理模式也被视为宝贵财富。
把人才请进来，也把人才送出去。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一群中国技术人员来到英国北海油田，目睹钻井平台机器人深潜作业的场景，大开眼界，也感慨良多。时任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的蒋新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机器人作为全所的主攻方向。３０多年过去，中国水下机器人已拥有“蛟龙”“潜龙”“探索”等多个系列，具备了载人和无人兼备，全海深、长航程水下探测能力，圆了蒋新松等老一辈探索者的毕生夙愿。
老格里希和蒋新松的故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勇气和胆魄的例证，也是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缩影。欧洲，是开放之初中国引入技术、资金、人才、理念的重要源头。据统计，１９７８年至今，欧洲来华专家累计达到１６０万人次。而同期前往欧洲学习交流的中国技术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等闲识得东风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年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频频访问中国，一笔笔采购大单和一项项合作协议引人瞩目。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欧洲企业就先知先觉：谁抓住了中国机遇，谁就把握了未来。一些企业抢拔头筹，捷足先登中国市场，有些后来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案例教科书。
宝马落户沈阳已有１５个年头。１５年来，宝马在中国累计投资５２０多亿元人民币，汽车产量超过２００万辆。宝马不仅在沈阳建设了整车厂，还把发动机工厂和研发中心设在这里。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说，１５年经验证明，本土化策略是宝马在中国成功的根本，总结起来就是６个字：“在中国、为中国”。
来自欧洲芬兰的诺基亚，尽管已度过发展高峰期但仍选择继续深耕中国。诺基亚目前在中国有大约２万名员工，其中一半从事研发工作。“我们把在中国研发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说，“我们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出口商之一。”
第一架空中客车飞机１９８５年引进中国。３３年来，空客与中国的合作从当初的卖飞机，拓展到今天的造飞机，中国的作用已超越了市场本身。今年１月，空客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框架协议，打算将天津Ａ３２０系列飞机总装线产量逐步增加至每月６架。天津的空客亚洲总装线创建于１０年前，是空客在欧洲外的首条总装线，到２０１７年底已总装完成并交付３５４架飞机。
从几十年前满大街奔跑的桑塔纳，到总装后飞遍世界的空客飞机，众多来自欧洲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融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调整着各自的发展策略；它们根植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分享技术，同时也分享着中国的发展红利。
无问西东共发展
今年４月２７日，奥地利维也纳。来自中国成都的中欧班列，满载各类货物行程９８００公里，首次来到多瑙河畔这座欧洲名城。
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３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７６００列，将中国４３个城市与欧洲１３个国家的４１个城市紧紧连在一起。
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玛格丽特·施兰伯克说，中欧班列有助于推动奥地利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双向贸易往来，令双方受益。奥方希望中欧班列不仅把中国商品带到奥地利，也把奥地利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运往中国。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欧洲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争先到中国去寻找机遇，那么，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今天，中欧合作则呈现“无问西东”的特点。２０１７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６１６９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中欧双边投资累计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
塞浦路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迪诺斯·弗洛里季斯说，中国企业在塞浦路斯投资了深蓝航空，华为则向塞浦路斯几大运营商提供设备和服务，塞浦路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塞中合作中受益良多。
中欧之间多通道、多元化、多维度的立体式合作架构正在向人们诠释着当今世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丰富内涵。（记者 徐扬 李骥志 张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