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电影《长安·长安》是一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拍摄的主旋律影片，以中欧班列长安号为载体，讲述了2031年发生在“长安号国际旅游专列”上的跨国故事，旨在着力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五通”方面取得的成就。目前电影《长安·长安》的前期拍摄工作已经结束，国际在线陕西频道将陆续编发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张忠的拍摄手记。

　　在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国家伦理体系之下，亲密关系呈现为一种巨大的不平等性。虽然随着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与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入，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得到了巨大改善，但亲密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依然与传统的尊卑观念密不可分。电影《长安·长安》就展示了一段不对等的亲密关系，及其最终的崩坏和毁灭。

电影《长安·长安》剧照 摄影  王智

　　桑加尔和阿雅娜这对恋人，即使在热恋期的游戏打闹中，依然表现为一种竞赛和争夺。我赢过你，你赢过我。两个人在石板路上骑车比赛、在石洞中捉迷藏、在楼梯上你追我赶，不断地在竞争中寻求自己的权力位置。在骑车比赛中，胜利的阿雅娜用行动证明了她是更富于冒险的那个人，事后毫不留情地捏起桑加尔的脸来惩罚输了的一方，即使这是桑加尔内心所抵触的。一个简单的恋爱场景暴露了双方在情感中地位的博弈，结果是，阿雅娜赢得了高位，并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使这件事是伴侣所不愿意看到的。

电影《长安·长安》剧照 摄影  王智

　　不平等的关系里的攫取性一开始只是在日常的打闹中初见端倪，但到了后期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争强好胜的阿雅娜不愿意在事业上妥协做出牺牲；桑加尔面对占据婚姻高位的阿雅娜愤愤不平；面对感情的破裂选择了哭闹轻生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权力高位。爱情，变成男女双方争夺权力的擂台。谁在高位，谁占优势，谁打倒谁，是我们唯一关注的问题，而忽略了权力利益攫取背后的情感与关怀。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对于不平等亲密关系的心理学解释甚嚣尘上，伴随着各类心理词汇的盛行，煤气灯效应、pua、自恋型人格、讨好型人格......用这些心理学的词汇来给各种“有毒的亲密关系”下各种定义，强化权力高位者对权力低位者的操纵、控制、打压、伤害。对权力地位者来说，本质在于不够爱自己。但是这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其实起不到多大作用，只能在心理上自我宽慰。

　　对不对等关系的思考与其用一种西方的心理学逻辑去解释，不如说是陷在中国传统的法家理论框架里无法自拔。在韩非子看来，所有不平等的关系，一定是坏的关系，一定会成为被奖惩机制支配的关系，一定是基于自我利益的驱动目的。于是，在法家看来，所有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都会被解释为“阴谋论”的，都是他人无意识要打压、操纵自己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伴侣关系，在亲情关系、师徒关系、职场关系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高位与低位的人际交往关系。这些关系背后被法家用一种单向义务的方式来约束低位者。妻要对夫贤，子要对父孝，臣要对君忠。电影《长安·长安》中，在桑加尔的观念里，他被传统一套贤妻的体系所困，认为男性就应该承担起为家庭赚取收入、获得无条件的认可；而女性更多应该承担起对家庭的照顾、不应该抛头露面。在对义务做要求的同时，还要通过这种义务的存在进行合理化的二次攫取，于是我们听到无数“我这么做这么说是为你好”的说辞，其实这才是对不平等关系更合理的传统视角解释。

　　如何抵抗这种纯利益化功利化的视角？法家那样的一种剥离任何情感因素的思考方式只会让一段不平等关系变得更坏。答案其实可以到儒家思想去溯源，回归儒家对于不平等关系中情感因素的强化。儒家认为一切关系都是父子关系的变形，而这种不对等关系是有很强的情感纽带做为基础的。很多时候，不平等关系不是主观想要打压操控的目的，而是不自觉地真心出于为对方好的目的，并非一切都是利益导向的。在我们这个国家，强调情感的因素这种方式具有先天的思想土壤，中国本就是一个更加重人情的国家。

拍摄现场  摄影  王智

　　我们需要正视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大多数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而在一段不平等的关系里，具有权利的人就是攫取性的。其实拥有权力的人想要获得权力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得先符合礼的要求，以礼相待，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知礼这条道路上做得更好。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极其强调对等，但是否真的能实现完全的对等？说实话很难。更可能的路径是我们接受某种实质上的不对等，并且学会在不对等的环境之中构造一个良好的秩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改善生活中的大部分关系。（文 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 张忠 导演助理 陈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