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电影《长安·长安》是一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拍摄的主旋律影片，以中欧班列长安号为载体，讲述了2031年发生在“长安号国际旅游专列”上的跨国故事，旨在着力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五通”方面取得的成就。目前电影《长安·长安》的前期拍摄工作已经结束，国际在线陕西频道将陆续编发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张忠的拍摄手记。

电影《长安·长安》剧照  摄影  王智

　　消极人物的表面差异性。电影视觉化的媒介特性决定其更倾向于呈现目标明确、行动积极的主人公。他们也许只是大千社会里做无谓挣扎的弱者或者是游离的边缘人，但不妨碍其在个人动机的驱使下一步步对环境做出影响人生走向的行动。比起一个愿意主动对抗外界力量的主人公，消极被动的人物更像传统第一人称小说里超脱的旁观叙述者，平静地审视周遭发生的一切，以冷漠的顽固姿态抵抗着艺术药液对其内心的渗透和侵蚀。面对接踵而至的逆境斗争，消极人物很少愿意在表面上做出什么明确的改变，或从骨子里根本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什么。也许比起改变，他们更恐惧的是意识到改变无意义后无处安放的希望与尊严。具体到电影中，在宛如一个微缩社会的车厢里，阿雅娜漠然地观察着发生在车厢中的一切，陌生男子的性别凝视、庆祝生日的狂欢、夫妻的争吵、女人间的侮辱与伤害、流言蜚语的侵扰......这一切似乎都与拉雅娜无关。她只是静坐着，让回忆的洪流中在脑海中肆意流淌。

　　然而看似消极的人物不代表他们没有强烈的欲望和挣扎，一个内心残破的失语患者所背负的沉痛前史反而赋予他们比一般人物更深刻的人格复杂性。常规的剧情人物在人生故事中要反抗的对手不外乎几点，社会、自然、他人、命运、自我。而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正是许多外表消极人物所面临的挑战。与行为外化的积极人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需要做的不是拿起正义的刀剑屠龙，而是在沉静的反思中净化修补自己玷污、破损的灵魂。对于经历失败婚姻的阿雅娜来说，承认内心不可泯灭的悔恨与痛楚、自我选择带来的失败人生与遗忘过去的不可能性，是比让她去和憎恶的世界同归于尽更难完成的艰深任务。通过与自己寻求和解的对话，阿雅娜才获得了心理层面的胜利，她击败了曾经那个偏执地活在自我世界中的阿雅娜，在反思中打开自我设限的牢笼，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的一切可能，这也是消极人物的内在共通性。

　　无论表面呈现为多么低迷被动的样态，消极人物积压已久的心理势能依然需要在某个情节的关口泄洪。人物需要在此处或彼处完成与自我在精神意味上的共舞，即使这种行为从功利和实用角度看不会对人物的实际命运走向产生任何明确的帮助。但在我看来，这种“无意义”反而更加有力，只因消极人物和无用行为恰恰反映了人生最真实的一面，哪有那么多的人定胜天，哪有那么多的麻雀变凤凰。大多数人一生碌碌无为，在生活的洪流中做许多无谓的挣扎，到头来发现其实自己什么也无法改变，只能转而从内心的自我疏解与对往事的追忆中寻得一点残酷的慰藉。

电影《长安·长安》剧照  摄影  王智

　　于是，我们看到阿雅娜的过去与现实在她上台重唱《白蛇恋》的那一刻实现交叠。当放弃戏剧已久的她在千回百转的唱腔与台步中重现当年青涩的模样，我们似乎又看到当初那个无畏的女孩，凭着一腔纯粹的热情，不计后果、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艺术与爱中。此刻，尘封内心多年的阿雅娜让那些在脑海中回旋翻涌的痛苦回忆，化作神话人物眼底凝蓄的热泪，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这能对她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也许她依然也永远活不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但至少通过这样一场浪漫主义的谢幕，她达成了对过去的体面告别，重新收获了面对新生活的勇气，消极人物在此刻的无意义仪式中闪现着作为人的熠熠光辉。这也是消极人物内在的外化路径，在无用仪式中达成自我和解。（文 中国国家一级导演、电影《长安·长安》导演 张忠 导演助理 陈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