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混沌洪荒到第一片绿叶出现，地球经历了40.6亿年，由飞沙走石的荒岭变为郁郁葱葱的青山，白水县新卓国有林场走过了66年，前者的物种演化，依靠的是地球的自然选择和无尽的等待，后者的环境蜕变，凭借的是几代林场人的接续奋斗以及对绿水青山的执着信念。新卓国有林场的故事，为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8月8日，记者用无人机航拍的新卓国有林场。 记者 李沛华 摄

　　“林场是个大奇迹，人工造林数第一。白水它有一叶肺，方山林海把力给。我要致敬林场人，六十载守护大山林。守好白水大生态，绿水青山惠后代。”不少白水人都听过这首快板，词中夸赞的林场，正是位于白水县城西北30公里、面积12.74万亩的新卓国有林场。这片林海是关中渭河平原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坚实的生态屏障。

　　8月8日，记者来到林场，站在方山上的观景平台眺望，山脊上绿阴摇曳，峡谷中氤氲升腾，树林里群鸟嬉戏，跟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几无二致，很难想象，66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副模样。“森林覆盖率不足5%，裸露的地面上尽是砂砾石块，牛羊甚至找不到足够的青草……”新卓国有林场场长石永军介绍说，早先由于缺乏生态屏障，黄土高原的沙尘暴肆意南侵，北方的扬尘混合着本地的浮土，硬是将方山脚下的膏腴良田吹成了不毛之地，一旦下大雨，从山上滚滚而下的泥石流更是严重威胁人们的生产生活。种地入不敷出，村民只能上山寻找为数不多的草药维持生计。

　　没有人愿意忍受环境恶劣之苦，更没有人甘愿贫穷，穷则思变。1958年3月，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中，新卓国有林场应运而生，一场史诗般的植树造林拉力赛正式揭开序幕。

8月8日，记者航拍的新卓国有林场场部。记者 李沛华 摄

　　唤醒方山

　　新卓国有林场主辖区东西长约31公里，南北宽约16公里，为使这片广袤的土地重获生机，林场职工走进方山深处，挖坑、整地、除草、种树……“那个时候，住的是废窑洞，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山泉水，遇到下雪封山，几个月出不去！”回忆起当年的情景，83岁的第一代林场职工高西录仍然感触颇多。然而，3年的苦与泪并没有唤醒方山，“1962年立春，雪还没消，我跑上山一看，大片树都冻死了。”高西录回忆说，1830亩椿树和榆树的幼苗相继枯萎，成活率不到10%，大家对植树的前景产生了怀疑。时任场长王仲录认为，方山这具久病之躯，必须找准病因，才能药到病除，而看病的“大夫”，就是掌握林业知识的技术人才。

　　1962年秋，方山迎来第一个林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20岁的浙江人吴守约。林场老职工谢忠启评价吴守约在林场的工作，用了朴实的五个字——“他把苦吃了。”刚来到林场，吴守约作为技术员，直接住进了刘家坪工区，跟其他7名职工在山里一待就是13年。在别人看来，一个南方人在北方的荒山中生活，不仅要承受环境和气候的不适，同时要克服心理的落差，担心他无法坚持下去，但吴守约用实际行动消除了大家的顾虑。他跑遍林场的沟沟坎坎，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了适地适树的造林方法。1964年春，吴守约在工区向阳坡试种20亩刺槐。这种植物耐旱，根系浅而发达，足以固沙保土。经过一个多月的实验，大部分树苗长出新叶。

　　树活了，人们的信心也回来了。为了提高林木成活率和多样性，他又培育了油松树苗，几个月后，移栽进鱼鳞坑（有一定蓄水容量、交错排列、类似鱼鳞的半圆形或月牙形土坑）的油松也成活了，刺槐和油松，一株挨着一株，一棵接着一棵，贫瘠近百年的方山冒出点点绿意，大地逐渐苏醒。

　　育林过程中，吴守约在本地娶妻生子，由技术员一步步成长为副场长，经过多年实践，不仅写出了《荒山造林的几点经验》《油松植苗造林经验》等论文，还发明了“塑料大棚容器育苗”“刺槐抚育间伐”等林业技术，获得省、市级科技成果奖。“吴场长做事公道，原则性强，大家说他‘不活套’，但是都服他。”谢忠启感叹说，吴守约把林场看得比命还重，任何有关植树护林的事都要亲自上手，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巡林走山路三四十里，拿着百米长的软尺，挨个丈量鱼鳞坑的尺寸，不合格就重新挖。为了防虫治虫，手持捕虫网爬高上低，将捕捉到的昆虫制成662个标本，逐步摸清了病虫害发展规律。

　　“他对林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1985年我们在高河工区干活，天擦黑的时候，远处山头冒烟，可能着火了。有句话叫‘望山跑死马’，是说山里的距离看似近，其实很远，大家都慌了，害怕赶去不及时，火情失控。”当时谢忠启进入林场工作不久，他对诸多细节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吴守约大喊一声，让众人跟着他走，跨过3个山沟，七弯八拐之后，天已经黑了，他们花了3个小时到达“起火点”。原来是有人用明火做饭，虚惊一场。“只有吴场长能带着大家这么快赶到，因为那些小路都是他几十年里踏出来的，这个人对林场是真的热爱。”

　　实际上，对林场怀有深厚感情的不止吴守约，在数十年的植树活动中，白水县7个镇村的7000多名群众主动参与进来，他们的青春也跟山林融为一体。

8月8日，林场老职工谢忠启（右一）回到当年植树的山上。记者 李沛华 摄

　　林中乐章

　　林场里有一条叫北洼河的小溪，77岁的闫志豪为它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了，用来纪念我在方山植树造林的经历。”

　　1965年春，闫志豪接到生产队任务，与另外两名青年到北洼河旁的山上挖鱼鳞坑。“住在一个土窑洞，门是用石块垒起来的，里面很黑，照明靠每月发的二斤煤油，每天半斤口粮，跟我一起来的两个小伙子受不了孤寂和清苦，很快就走了。”从此之后，闫志豪过了半年独居生活。山坡上长满了小灌木和酸枣刺，因为干旱，它们的根深深扎进地里互相纠缠，十分难打理，经常镢头刚入地就被根系网住，要费很大劲才能拔出来。“一个一米见方的坑窝，要挖出好几个土坨，只有把土坨刨到坑沿打碎弄细，把坑做成簸箕形状才算合格。”闫志豪仔细按照株距行距要求，依山势走向，一溜溜、一排排地挖。“天亮出门，天黑回屋，饿了吃蒲公英、苦苣和苞谷面饼，渴了喝小溪里的水。”闫志豪说，他并不在意生活条件的艰苦，深知植树造林是好事，只是孤独太过难熬，“没人说话，我害怕变成哑巴，就跟石头对话，朝着远处喊叫。”后来遇到一个上山采药的青年，托对方带来一本小说，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是本苏联小说，人物名字到现在还记得，叫阿莲娜和杜布切克，译者是杨立平。”半年时间里，他将小说反复看了几十遍，直到林场派人来验收工作，“技术员很满意，高兴地说，你把鱼鳞坑修成绕山梯田了，全部合格。”

　　多年后重回北洼河边上那座小山，看到万顷林涛，闫志豪十分感慨，“2006年，林场成了省级方山森林公园，现在有山有水，有鸟有兽，一派勃勃生机。”

2023年8月，工作人员对林场进行植物物种调查。（新卓国有林场提供资料图片）

　　与闫志豪的经历类似，81岁的刘高友也曾为种树在山上住过很长时间。“1968年清明刚过，山里的气温还没升起来，我们10个人到了庙洼沟，准备搞植树造林大会战。”刘高友回忆说，原定的住宿地点是两孔土窑洞，只不过一孔已经坍塌，另一孔也质量不佳。“窑洞黑得跟锅底一样，炕和床都没有，我们只能捡点枯草和树枝搭个简易床，当时看到这情形有人直接就下山了，连我在内，留下来5个人。”

　　5个人的任务并不轻松，他们要从场部背回刺槐树苗，然后将树苗种进之前工友们挖好的鱼鳞坑里。“有些鱼鳞坑土层薄，沙石多，一镢挖下去震得两手发麻，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慢慢挖，把树苗栽进去还得用脚踩实，提高成活率。”刘高友说，山上的生活除了劳累和寂寞，偶尔也有危险。

　　有一次，4个队友下山回家取干粮，他一个人留在工区，傍晚点火做饭时听到异响，抬眼望去，窑院东边小路上赫然蹲着一只狼，泛光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直接惊出一身冷汗，头发瞬间竖了起来。说不害怕是假的，周围也没人能救命，只能自个儿想办法。”他想起老人说过狼怕火，就向灶膛里添了几根干柴烧旺炉火，同时取来靠在院墙上的几把扫帚，用绳子捆在一起后点燃。他举起猛烈燃烧的扫帚左右抡动，径直向狼冲去。“扫帚很干，烧起来噼里啪啦地响，狼怕了，扭头就跑，我追出去四五十米，看着它跑远，赶紧回窑洞。”刘高友说自己不敢放松，借着火光，在窑院旁的土崖上挖了一堆枣刺，分别挡在东西两侧的小路上，以防恶狼再次来袭，经过提心吊胆的一夜，天亮时才敢入睡。“现在林场不知道还有没有狼，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和华北豹确实都回来了，说明环境真的在变好。”

　　林场周围还有很多像闫志豪和刘高友一样的村民，他们为林场流过汗，流过泪，甚至流过血，但那段青春记忆始终只是一段插曲，而对第二代、第三代林场人来说，林场就是人生的主要篇章。

陕西省方山森林公园入口处的标识牌。记者 李沛华 摄

　　薪尽火传

　　张娟萍是第二代林场人，2023年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单位，“对这里有感情，一叫就回来了。”她说小时候并不理解这种感情，父母都是林场职工，总是不在家里，家里4个小孩，生在工区，长在工区，弟妹几乎都是由她带大。“小妹8个月大的时候，就完全靠我照顾，我当时也才8岁。后来我要上学，没人照顾弟妹，父母担心狼把娃叼走了，就把他们放在空的水缸里，阖上缸盖，留一个呼吸的缝子，弟弟妹妹可以说是在缸里长大的。”上初中时，她每天放学都要赶回家给弟弟妹妹做饭，经常要蒸馍，和面、发面、揉面、上锅、晾馍……这一整套程序下来，14岁小姑娘的胳膊已经举不起来了。偶尔父母早一点巡山回来，她总是高兴地欢呼：“不用蒸馍咧！不用蒸馍咧！”

　　张娟萍说，小时候埋怨过父母，认为他们对树林的爱多过孩子，但自己加入林场后，慢慢地释然了。“我父亲张孝录81岁了，60年前从林业学校毕业进林场当技术员，在山里转悠了大半辈子。现在他患了脑萎缩，很多事情记不得，但是一提起林场的事情，一草一木都能说清楚。”退休后，她理解了父亲，因为自己对林场也放不下，忘不了。“12.74万亩林地，现在全场森林覆盖率达到66%以上，比建场初期高了十几倍，林场每年释氧量5万余吨，生态经济价值也达到13.08亿元，是建场时投入资金的344倍，周围村民都跟着富裕起来。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是我参与过的大事业。”

　　33岁的任亚楠住在林场旁的新卓村，他赞同张娟萍的说法，靠着林场这个“绿色宝库”，越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生态饭”，每年仅采摘林中连翘就能创造近1000万元的产值。3年前，任亚楠回村做起了连翘、蜂蜜收购生意。“林场把10万亩槐花蜜源作为一种公益产品，免费授权给我们村发展村集体经济。我去年收了3吨蜂蜜、5万斤连翘，卖给山西和四川的客商，赚了13万元。”

　　朱建刚也是第二代林场人，他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那个倒在办公桌前、拿着铅笔的背影。“我父亲朱彦真是林场的技术人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林区进行森林测绘，同时发掘、培育新树种，手绘了全场森林资源平面图和地形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26年前，退休不退岗的朱彦真仍然为林场规划操心费力，终因劳累过度，不幸突发疾病，倒在了还未画完的图纸上。朱建刚接过了父亲的职责，在智能设备和新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了前人的心愿。“我们现在有了林场的边界矢量图，精度可以达到米级，全面提高了林业调查的精准度。除此之外，我们还建立了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巡查无人机和护林员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森林资源管理监测预警系统，可实时观测林区情况，实现快速高效指挥调度。”他说父亲如果知道林场现状，一定很欣慰。

　　不少人为林场的未来焦虑，担心第二代林场人退休后无人接班，毕竟植树造林、守林护林是个清苦的工作，每当这个时候，林场青年职工赵子龙就会现身说法，“我跟白博月副场长都是‘90后’，我是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作为第三代林场人，只要来到这里，就要像这片森林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心甘情愿为这片绿色奉献。”

　　夕阳下，白博月、赵子龙和其他林场职工穿戴好装备，排队跨出场部大门，准备上山进行夜间防火巡查，十几分钟后，他们将离开大路，沿着吴守约踏出的小径，走进森林深处……（渭南日报记者 隋晓会 倪伟 杨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