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如何把握“一带一路”历史契机

　　随着5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丹麦政府关于合作摄制电影的协议》的签署，我国已与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新加坡、比利时（法语区）、英国、韩国、印度、西班牙、马耳他、荷兰、希腊、爱沙尼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相关影片立项已百余部，近年来相继出现了中印合拍的《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大闹天竺》，中泰合拍的《索命暹罗之按摩师》，中越合拍的《越来越囧》等一系列影片。除了以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为主体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之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一带一路”元素影片也日渐成为备受各方瞩目的焦点，《弗罗斯特，凌晨四点》《听见寂静》《白虎》等“一带一路”元素影片得到了广泛好评。

　　“一带一路”作为面向未来世界格局的国家战略，在电影领域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初步稳定的架构。与早期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较为单一的合拍模式不同，“一带一路”合拍片的题材、类型、模式进一步多样化。这16个国家和地区，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经验和市场环境，一些过去并不在中国电影视野中的文化问题也开始持续登场，并将持续考验着中国电影行业各个环节的平均文化工业水平，这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历史挑战。

　　众所周知，2012年2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关于用于影院放映之电影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已于今年2月到期，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将就分账大片的配额问题展开重新谈判。从1990年代开始，关于好莱坞电影“狼来了”的恐惧，一直高悬在中国电影的头顶，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的院线制改革之后，也一步步地从生产、发行到放映、消费都深陷在唯票房论的发展主义陷阱中。在2016年勉强实现正增长之后，2017年第一季度的我国电影票房更是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尽管2017年突破200亿票房的时间要比2016年早16天，但在刚刚的“五一”档，竟出现了四部国产影片不敌一部好莱坞影片的难堪局面。在已经狂飙突进近10年的票房奇迹在以看似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之后，由各个领域投资过热所叠加的演员天价薪酬、院线扩张产能过剩、国产影片盈利低下等种种结构性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并且在中长期内都没有可以扭转的迹象。在这个意义上，“走出去”，尤其是选择合拍片的模式，从商业角度而言，就是当前中国电影不得不做出的最现实的选择。

　　然而，这里的“走出去”是以适合中国电影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方式“走出去”，还是以好莱坞的方式“走出去”，在“一带一路”的格局和体系中，好莱坞的方式是否就是中国电影最为合理的“走出去”的路径？这一问题随着国家总体性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正日渐成为关乎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

　　以《大唐玄奘》为例，佛教作为中印两国可共享的文化经验，是我国和印度在文化交往中可以有效沟通的非常重要文化资源，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还是对于我国日趋重要的文化安全问题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视野下，合拍片更应该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试验田，在这个领域必须对中国电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其海外传播直接代表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不能只是让外资在中国电影市场享有单向度的相关优惠，更应该在海外相关国家有着至少差不多对等的传播效果，而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所能考量的范畴。

　　如果没有“一带一路”这样的历史契机，仅仅依靠中国电影行业内部的自我调节，恐怕根本没有现实可能。《长城》就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好莱坞的成熟的叙事套路、故事模式，不仅早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商业类型片的拍摄、制作过程中，其也内在地影响了中国电影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范式。毕竟中国电影曾经具备过自身的民族风格，那也曾是中国电影立身于世界电影舞台的最为鲜明的标识；而在《长城》中，除了美工环节，中国电影曾经引以为傲的民族风格已然消失殆尽。中国电影能不能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能不能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形成中国电影自身鲜明的、有特色的、独立的民族风格和中国话语，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而言，是从理念到方法的系统工程。所以，在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就不仅仅要尽可能地减少海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更是一场寻找自我的艰难旅程。

　　随着我国电影产业进一步深度参与到全球性文化商业协作体系，能否在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这些商业上的成功之后，也生产、创作出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能够正面讲述中国故事、正面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影视作品，在“一带一路”的疆域里将商业上的成功转化为文化上的成功，就将是在“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电影，全行业都必须要面临的严苛的历史洗礼。（孙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