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康：怎样强化陕西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原因及对策

　　原标题：专家谈丨王建康：怎样强化陕西经济增长的动能？问题、原因及对策

　　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今年上半年，陕西主要经济指标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特别是GDP增速仅为5.4%，由过去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下滑到低于全国0.9个百分点。表面上看是环保、安全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导致的结果，从更深层次上来讲，是陕西经济长期累积的内部结构性矛盾在外部导火索引导下集中爆发的结果。我们要从这一态势中警醒和反思，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才能实现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加快陕西追赶超越步伐的目标。

　　优化产业结构：一业一策强动能

　　聚焦优势产业，坚持一业一策，明晰产业发展路径，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持续壮大新动能。

　　现象：今年上半年，能源工业增长1.2%，同比回落9.1个百分点（煤炭产量下降8.2%）。非能源工业增速由一季度的7%降至5.3%，同比回落3.8个百分点。能源和非能产业双双“失速”，新的动能积蓄成型需要一定时间，没有能够抵御住原有动能下降所造成的压力。

　　原因：我省产业发展思路不够具体明晰，产业门类多、初级产品多、大路产品多，精深加工少、名优产品少，核心竞争力不强的“三多两少一不强”问题突出。

　　能源依赖性经济未得到根本改观。我省能源化工的地位毋容置疑，虽然也提出加快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但目前煤炭“只采不转”的问题突出，一些企业以转化项目拿到配套的煤炭资源却迟迟难以落实转化或转化比率太低，把价值增值的部分留在了外省，主要靠挖煤来实现经济增长。今年1.12榆林矿难对我省经济产生明显影响，上半年陕西省累计生产原煤23462.12万吨，同比减少2290.30万吨。暂不考虑产业链影响，单从原煤来看，以400元/吨计，2290.30万吨将直接减少91.612亿元。就此一项，占到了去年同期GDP(10702.55亿元)的接近0.9个百分点，“一煤独大”的能源依赖性经济的积病在今年上半年的集中爆发。

　　传统优势产业转型缓慢。我省的电子信息、纺织、食品、医药等都具有传统的优势，但由于缺乏明晰的产业发展路径，一些传统的具有优势的产业逐步走向衰退。如我省纺织业具有从研发、纺纱、印染、织造再到服装加工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产业基础雄厚，但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大量相关人才流向东南沿海，以生产的纱锭、粗布等初级产品为主，没有在全国拿得出手的纺织服装品牌。而浙江、江苏等发达地区纺织业发展势头迅猛，拥有雅戈尔、杉杉、海澜之家等一批世界级的纺织服装品牌，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已成为中国纺织业的“道琼斯指数”。

　　新兴产业尚未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虽然我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缺乏明晰的发展思路，每隔两三年产业发展重点都有变化，如前两年我省出台了《中国制造陕西2025实施意见》，提出了重点发展的14个产业门类，但这两年又提出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除了3D打印等个别产业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外，大多数新兴产业仍处于成长期。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仅为10%左右，在支柱产业进入换档转轨的深度调整期时，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对策：进一步明晰我省发展的能源化工、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文化旅游等若干万亿级、五千万级的产业集群，突出补链、延链、强链，以龙头带动产业上下游，形成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生态体系。按照一业一策的模式，明确产业发展思路，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打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坚定不移的打造世界级绿色能化基地。坚定不移地走“三个转化”之路，在煤炭深度转化上狠下功夫，全力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高质量发展。抓住煤化工产业效益提升的机遇，提高传统化工产品附加值，实施一批煤化工领域重大技改项目，对煤制烯烃、煤制油、高载能产品等进行升级改造。大力发展高端精细化工产品，加强煤油气盐化工横向耦合，积极推动煤化工向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等下游高端产品延伸。树立国际化眼光，加强与跨国化工企业的交流合作，助推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综合化、集群化方向迈进。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借鉴浙江、福建等东部省份经验，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三次产业融合渗透，推动各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推进数字产业化，超前布局建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做大做强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服务、工业互联网等核心产业，加快发展5G商用、北斗应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前沿产业。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智能化、网络化发展，推动工业互联网应用，引导传统产业运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实现组织柔性化、技术柔性化、边界柔性化、产业柔性化，催生电子商务、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及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新模式。

　　加快培育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环境约束加大，我省企业必须逐步走出散乱小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在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兴产业实现突破、持续壮大，形成绿色产业体系。绿色发展实质上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简单地修补，而是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绿色发展将会带来消费的新动能、创新的新动能、增长的新动能。下一步，我省可以在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等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以适应绿色经济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需要。

　　优化需求结构：挖掘潜力扩动能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升经济外向度，增强消费对经济贡献度，把内需潜力用足用好。

　　现象：从长期以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情况来看，上半年，陕西投资增速2.5%（2018年10.4%） ；消费增速7.6%（2018年10.2%）；进出口增长0.83%，特别是出口-8.58%（2018年25.3%）。

　　原因：对陕西这样的投资拉动型省份来讲，投资增速与GDP关系紧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扩张，固定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然开始递减。今年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2.5%，较一季度回落6.7个百分点。

　　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导致消费和外贸成为陕西经济发展的短板，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出现变动的情况下，消费和外贸这两架马车无法弥补投资增长的低迷。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280.56亿元，增长仅为4.8%。外贸总量虽然占比较小，但受国际市场等因素影响，进出口总值1729.52亿元人民币，增长仅为0.83%，主要贸易伙伴中韩国、香港和美国进出口分别下降5.9%、44.8%和31.8%。因此，我省必须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GDP爆发式增长，而忽略消费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需求结构缺乏内在协调性，无法推动陕西进入发达省份行列。

　　对策：

　　大力提升经济发展外向度。积极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中东欧、南美等新兴市场。支持中欧班列长安号发展，支持创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支持企业建立“海外仓”和“陕西商品展示中心”，推动哈萨克斯坦爱菊粮油工业园、吉尔吉斯坦中大工业园等海外园区加快发展。分类指导企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加强对外贸易企业队伍的培育，支持更多有条件的企业开展进口贸易。推进自贸试验区创新发展。上半年，自贸区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324.03%，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36.75%，自贸区发展活力初显。落实好国务院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若干措施，持续推进试点任务深化，加快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改革，全面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行外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套表格、一口办理”。全面落实企业工商登记注册“一口受理、并联审批”和全程电子化，推行商务秘书和“集群注册”服务，加快省级行政管理事项下放（委托）至自贸试验区办理，着力形成具有集成效应的创新经验。

　　提高有效投资的精准度。积极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围绕“三个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深入了解产业动态、技术前沿和项目主体等情况，再论证储备、谋划实施一批新的重大项目，通过抓项目建设扩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后劲。狠抓高铁开工、机场通航和高速公路县区覆盖。以适度超前理念建设生态环保基础设施。扎实推进“宽带陕西”“云端陕西”建设，加快布局5G网络、工业互联、物联网等新型基建。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四好农村路”，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电网升级、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气化农村等工程，以农村厕所革命为重点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将目光锁定在世界500强、国内500强、行业10强等全球性的先进要素，由单一招商引资向引资、引技、引智并重转变。

　　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西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加快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改造提升和省级步行街培育，实施省级会展业发展建设项目。完善城乡流通体系，督导西安、渭南、榆林加快推进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继续推进城市社区商业综合服务体系、农产品流通网络和镇村商贸服务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产品和冷链物流园区及物流金融发展建设项目，推广共同配送、统一配送、集中配送等集约化配送模式，鼓励和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向农村市场拓展。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将中央更多补贴用于支持综合性能先进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加快提升新型信息产品供给体系质量，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智慧家庭产品等新型信息产品，积极拓展信息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生态。

　　优化创新结构：“科技富矿”转动能

　　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科技和经济结合紧密度，打造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入挖掘陕西“科技富矿”。

　　表现：我省是国家创新性试点省份，科技资源富集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研发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从创新结构上看，高校和院所的研发成果过于“高大上”，企业用不上；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很多技术难题，高校和科研院所又不愿解决或无力解决，导致“墙内开花墙外香”，省内的科研成果省外转化，促进了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近年来环保督促力度的加大，我省大多数企业由于产品科技含量低，粗放式生产经营，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6月规上工业停产半停产减产企业1610户，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24.3%。

　　原因：

　　科技资源条块分割。中央在陕科研院所、军工科技单位集中了全省87.58％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高校和院所，很多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相当程度上以评奖和申请专利为导向，缺乏研发成果市场化与商业化的基本导向，导致科研成果“含金量”和转化价值不高。同时，由于院所、高校和企业分属不同行政主管部门，技术转移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供需双方缺乏可以互信互联的机制与平台，真正具有转化价值的成果形成后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加以转化，尚未形成“相互开放、知识共享、联合攻关”的协同网络。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我省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之所以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主要依靠部属科研院所的有力支撑，而真正能够显示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低、强度低。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全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中我省居第13位，而企业创新能力综合指标仅居第18。2017年我省企业R&D经费投入占比51.3%，比全国平均水平（77.6%）低26.3%，企业研发活动不活跃，导致新技术、新成果的产生、转化、应用水平低，高新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为发挥不够。

　　对策：

　　聚力打造硬科技之都。硬科技指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深远而广泛影响的革命性技术，其底层是由科学研究创新支撑，具有较高技术门槛和技术壁垒，难以被复制和模仿。依托西安富集的科教文化资源，聚焦于我省拥有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硬科技”产业发展，深度推进区域经济与科技协同发展，服务和扶持硬科技领域的创新创业，构建硬科技全产业生态网络，将西安打造成为全球硬科技之都。

　　深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机制。聚焦我省支柱产业和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与中试，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支持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加大对科技人员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力度，促使科研人员站在产业化、商用化的高度来审视与设定技术路线，推出有助于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特别是重大瓶颈问题的应用技术。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创业，一方面可以使学术成果实践价值放大，另一方面有助于科研工作者充分融入市场、指导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以及成果定制等方面，企业更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推动成果走向市场化。 加大人才交流力度，制定实施细则，形成具有操作性的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党政机关间人员双向流动、交叉任职、挂职的长效机制，通过人才的融合推动产学研用的结合。

　　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借鉴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经验，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全方位打造创新生态群落，实施“苗圃”“雏鹰”“科技小巨人”和新三板挂牌等链条式培育工程，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创新型瞪羚企业。支持企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品，加大自主品牌培育力度，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每年培育壮大一批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居前3位的“排头兵”企业，打造一批在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单打冠军”、“行业小巨人”企业。

　　2018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名单

　　优化区域结构：协同发展强动能

　　充分发挥西安龙头作用，强化区域高效协作机制，切实增强县域发展活力，形成极化带动、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

　　表现：西安是国家九大中心城市中经济总量最低的，虽然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到7%，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明显偏低，成都达到8.2%，郑州达到7.9%，武汉达到8.1%。近年来我省加大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力度，但上半年关中地区的咸阳、宝鸡等重工业城市增长仅1.0%和1.4%。渭南、商洛等地固投指标也出现负增长。一季度，全省77个县（市）实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2%，较上年同期回落4.9个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增速3.1个百分点，有6个县（市）出现负增长。

　　原因：

　　大西安发展机制不顺畅。建设西安国家中心城市，首先要处理好西安、西咸新区和咸阳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体制机制不顺，导致了在一些项目落地、民生事务等方面出现掣肘，如前一段时间泾阳县允许项目动工，而泾河新城却不让动工的尴尬局面。其次是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虽然在市级层面出台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意见，但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不是西安一家就能实现的，需要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意见，积极争取中央层面支持，才能形成中省市共建大西安的合力。

　　缺乏区域协作机制。长期以来，我省虽然提出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每年召开三大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但是缺乏区域协作的体制机制，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关中各地市都有布局，产业发展同质化比较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形成地市之间的恶性竞争。再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我省三大区域内部之间一体化水平与长三角、珠三角等一体化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2018年县域经济全国百强县，陕西省仅有神木市一家。虽然提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壮大，但缺乏真金白银的项目、资金和政策。县域产业园区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抓手，而我省县域园区大多存在“重生产发展、轻生活服务”“重项目数量、轻企业协作”“重地理集中、轻产业集聚”等问题，产城分离、同质竞争、公共服务不配套、基础设施不专业等现实问题制约县域经济转型。

　　对策：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西安是国家确定的九大中心城市之一，省级层面要积极发挥上下协调作用，把西安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对西部地区辐射和引领带动功能。在产业布局上，西安应主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把相关制造业等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布局在周边地市，西安不应与周边地市形成同产业竞争，而是形成功能互补的差异化协调发展。在权责划分上，理顺西安、西咸新区和咸阳之间的关系，对一些核心的权限进一步明确，形成便于操作的规范，避免出现内耗。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快联快通体系建设，提升与西安、咸阳主城区基础设施联结的紧密度，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更长远一步讲，应借鉴合肥合并巢湖、济南合并莱芜等地经验，积极向中央申请，推动西安和咸阳行政区划进行合并，形成1+1>2的效果，真正做大西安。

　　强化区域协作机制。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抓手，支持关中地区加快探索建立规划制度统一、发展模式共推、治理方式一致、区域市场联动的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促进要素在区域间充分自由的流动，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加快完善有利于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支持陕北等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长效机制。鼓励与发达地区通过共建园区、产业合作、飞地经济等形式发展特色产业。支持陕南地区与天津等地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方式建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打造县域经济升级版。县域发展要创新发展思路，借鉴浙江、江苏等经验，围绕“一县一业”，善于“有中有优”、“无中生有”、“借题发挥”，完善产业配套，形成县域发展的独特优势。按照“15分钟生活圈+15分钟工作圈”原则，从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交通优化、提升活力、服务提质策划项目，进一步完善县域工业园区的商业、居住、休闲等全方位商服配套，将实现产城融合提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稳妥调整县域行政区划，将人口规模过小、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部分县，改为生态示范区，将其行政职能并入周边县区，加快培育神木、汉阴等一批新的次增值极。

　　优化所有制结构：深化改革培动能

　　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着力扶持壮大民营经济，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表现：我省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有了显著改善。调研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发展还存在一些现实难题，缺乏成长壮大的沃土，严重制约我省民营企业发展。2018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陕西仅占4席；陕西企业10强中，民营企业仅占两席。

　　原因：

　　国有经济占比较高。陕西在“三线”建设时期，布局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我省在竞争性领域相继设立了诸多国有企业，这些国企虽然对整合省内优势资源形成合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占据大量优质资源，投资效率较低、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资源优势难以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了对民营经济无形中的挤压。

　　政务服务环境有待优化。首先在政商关系上有待优化，个别部门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态度，对企业合理诉求、合法权益不关心、不回应，能拖就拖，办事效率低下。特别是随着环保约束的加强，一些政府部门在安监、环保等领域的微观执法过程中一刀切，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了严重影响。其次，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环境。一些地方在引进外地大企业时，给予优厚的招商政策，但对本地民企则没有相应优惠措施；一些地方在招投标、银行贷款、执法检查等过程中，对民营企业或多或少存在不公正待遇。再次，小微企业对优惠政策知晓度不高。政策执行部门面对小微企业的宣传渠道相对较少，小微企业对相关政策内容知晓率不高，不能享受到应有的优惠政策。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资本、土地、劳动力、信息、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中，最具有能动性和资源整合能力的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着发现市场需求、整合所需资源、组织生产经营、规避市场风险等多重关键职能。我省包括部分龙头企业在内的多数民营企业家存在“小富即安”思想，不愿做大做强，对于上市、并购、重组等资本运营模式存在抵触，使民营企业在发展视野与空间上受到很大的制约。

　　对策：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广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平台，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通过立法形式把投资审批相关改革措施和做法固定下来。坚决破除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项目申报等方面的隐形壁垒，贯彻中央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生产运营的制度成本，最大限度消除企业发展的难点、堵点。加强政策协调，在研究制定针对民营企业政策措施时，把征求基层和民营企业意见作为必要程序，全面梳理现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做好政策的配套落实，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提高政策知晓率，有效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提高执法水平，建立“民营企业24小时平静工作日”制度，严格禁止各种刁难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问责追责。在安监、环保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避免简单化，不搞“一刀切”。

　　对国有企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优化。在加强国计民生领域的控制同时，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和参与，推动国有资本有序进退、保值增值。推动企业有序退出不具竞争优势的非主业，集中资源发展主业，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激发管理层经营活力，努力做强做优一批主业突出、结构合理、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大集团。

　　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坚持“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以改革的精神创造更好企业发展生态环境，大力培育创新创业沃土。引导民营企业完善内部组织构架，推进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支持民营企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推进产权制度创新、完善法人产权制度。与省内外知名高校搭建交流平台，提升企业家创新、管理、协调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等综合素质，力争培养一批擅长国际化经营、经营业绩突出、在全国同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内知名企业家。评选表彰“优秀企业家”，不断增强企业家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努力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支持各类省际交流，加大各类人才出省、特别是到发达地区培训参访力度，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和“回乡经济”，鼓励干部跨省区交流、交叉挂职任职，通过开放交流促进深度合作，培养一批。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省决策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