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 ——省社科联大型公益讲座

　　二、早期国家制度的完善

　　1.分封制

　　分封制是西周王朝统治全国的一种方式，是西周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西周历史的显著特点。灭商后，西周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全国各地，代表周王室统治地方，建立诸侯国以拱卫王室，这就是分封制，也被称为“封藩建卫”或“封建”。

　　西周分封的诸侯，大致有王室子弟、异姓贵族、古代圣贤或帝王的后代等三类人群。这些诸侯国的关系有亲有疏、地位有高有低、疆域有大有小、军队有多有少，表现了鲜明的等级附属关系。根据历史记载，周王室先后分封了很多诸侯国，其数量在不同的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有的记载为四百，有的记载为八百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等国。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而各级贵族都是周天子的臣子。周王室对诸侯国拥有一定的统治权力，诸侯国对周王室也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正是通过分封制的推行，周王室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紧紧控制了诸侯国，实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王朝通过“封藩建卫”，将其政治势力扩展至各地，形成了东起海滨、西到甘肃、北达辽宁、南至长江以南地区的中国早期国家，领土广阔，绵延近三百年。

　　2.宗法制

　　宗法制，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是从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在原始社会里，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以父权为主的父系家长制血缘组织，就是宗法制的渊源。这一组织形式在国家形成之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此形成了中国早期国家以宗法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对此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法制是西周王朝的又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并与分封制密切相关。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按照西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宗族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的大宗。除嫡长子外，周天子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于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自己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他儿子又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亦是如此。所以说，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和其他政治特权。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步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宗法制度体系。

　　3.雍容华贵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西周王朝通过制礼作乐，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礼乐文明对历代王朝的发展同样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礼制自夏朝建立，经商朝发展，在西周时期得到完善，确立了“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秩序以及“男女有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为国以礼”的治国理念。这些精神和原则，是西周王朝整个国家政权的基础，各项规章制度均通过礼制得以贯彻。

　　狭义的礼乐文明，也指“周公之典”。《尚书》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在总结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周公制定了等级严密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等级社会的伦理规范，以此维护贵族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封建统治。

　　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五礼。即吉——祭祀之礼、凶——丧葬灾变之礼、军——与军事征战有密切关系的礼仪、宾——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仪、嘉——喜庆欢会活动的礼仪。周礼不仅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及职官制度等方面的诸多礼仪、礼制和礼义，还包括与之配合的各种音乐使用标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不仅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有严格的规定。在大型祭祀活动、征战前的誓师活动和凯旋献捷的庆赏活动中，都配有一定的舞乐；在朝聘和宴饮时，也要吟诗颂歌。如在周武王伐纣归来的大型祭祀和献捷仪式上，人们要演奏名为《大武》《万》《崇禹生开》的乐曲。

　　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西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年龄在13岁至20岁之间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虽然功能各有不同，但二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之所以延续270多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得益于礼乐制度。

　　西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为秦汉帝国建立大一统的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两千多年来，礼乐教化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不断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人们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西周历史文化遗存及其保护利用

　　1.青铜器的珍贵价值

　　（1）青铜器铭文与西周史事

　　利簋，是武王伐纣的见证。这一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于1976年在临潼出土。簋腹内底铸有铭文4行、32字，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考古专家对利簋出土炭样做了测年，使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武王征商”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并结合天文记载等资料，计算出了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何尊是周公营建洛邑的见证。这是西周一位何姓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在陈仓出土。其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东都之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史墙盘和逨盘是西周王朝世系的见证。一直以来，学者对《史记·周本纪》中的周王名称和顺序都有所怀疑。1976年在扶风出土的史墙盘，以及2003年在眉县出土的逨盘，恰恰记载了历代周王的名号。史墙盘，现藏周原博物馆，为周共王时期一位名叫墙的人为纪念其先祖而做，其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这篇铭文在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等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

　　逨盘，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逨盘铭文记述了从西周文王至宣王时代逨这个人各代先祖的历史，历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的功绩，如同一部西周断代史和家族史，是一篇记载历代周王名号最多的铭文。逨盘铭文印证了《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载，与殷墟卜辞印证《殷本纪》的商王世系有着同样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两篇铭文均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长篇铭文之一，它们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西周青铜器铭文还记载了涉及西周各项制度的内容，包括军事制度、册命制度、土地转让制度、司法制度等方面，可作研究的内容极其丰富。

　　（2）青铜器与礼乐文明

　　藏礼于器，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主要特点。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其中，青铜礼器包括鼎、簋、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钟、铙、鼓、钲、磬等种类。按照礼制的要求，一些用于祭祀、宴饮和陪葬的青铜器，具有确立主人身份地位、显示尊卑关系、表达虔诚和敬畏、象征使用者权力和地位等作用，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以鼎和簋为例，其使用规格为：天子用九鼎、七簋，诸侯用七鼎、五簋，卿大夫用五鼎、三簋，士用三鼎、一簋。鼎和簋的规格不能乱用，不得超越自身的身份地位，否则就是僭越。因此，九鼎一直被视为王权的象征。传说九鼎为夏启所铸。“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亡之后，鼎迁于周。后人也将建立政权称为“定鼎”，将争夺政权称为“问鼎”。

　　2.关于西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几点思考

　　（1）周原遗址：我们应积极配合专业单位对周原遗址展开聚落结构考古调查。应采用“聚落结构”调查的新方法，判断周原遗址范围内商周时期聚落的性质，厘清聚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建立周原遗址的时空框架，探明周原遗址不同时期的布局特征和周原“聚邑成都”的聚落基本面貌，推动“周原国际考古研究基地”的建设。

　　（2）周公庙遗址：截至目前，周公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预计还会带给我们更重要的发现和成果。建议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科学研究、环境治理等工作，努力实现完整保护和科学展示。建议将周公庙遗址、周原遗址景点与西安市、法门寺等地的交通线路对接，统筹和改善陕西文物景区交通设施和路网结构，开发旅游线路。建议开展“公众考古”等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

　　（3）丰镐遗址：沣西著名的H18发掘，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的推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沣西H18的发现与测年等重要工作，为商周分界确定了年代范围，综合金文历日研究和天文推算，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这是商、周时期的关键分界。此外，总面积约为5平方公里的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已发现有数百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但其范围和总体布局仍不明晰，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