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三帝”于一身的石台孝经碑

　　它是西安碑林中形制最气派的一通顶天立地碑，刻立于1274年前唐朝的鼎盛时期，通体黑润，头顶三重卷云华盖，脚踏瑞兽护佑的3层石台。

　　它立于西安碑林整个建筑的中心，人们为它专门建立了一个碑亭。它的碑石上刻着孔子的《孝经》，留有唐朝两位帝王的御笔宝墨。

　　圆劲的小篆、庄重的隶书、正挺的楷书、飘逸的行书，4种书体集于一身，记录着唐玄宗时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让它成为西安碑林迎客第一碑。

　　它就是西安碑林镇馆之宝之一 —— 国宝级文物石台孝经碑。

　　姓名：石台孝经碑

　　年龄：1274岁

　　职称：国宝级（一级甲等）

　　户籍登记时间：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

　　籍贯：陕西省西安市

　　出生时间：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

　　现住址：西安碑林博物馆

　　联系电话：（029）87210764

1959年9月的石台孝经碑亭。 资料图片

　　1973年开始维修石台孝经碑，1974年维修后进行组装。 资料图片

　　集“三帝”于一身

　　石台孝经碑缘何没有像其他的碑石一样放在展室中陈列，而要为其专门建一座碑亭？

　　“这座碑亭是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石台孝经碑也是西安碑林的镇馆之宝之一——号称西安碑林第一碑。这不仅因其是碑林迎客第一碑，更重要的是此碑集‘三帝’于一身：碑文刻的是文宣王孔子（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西夏时期孔子曾被尊为文宣帝）所撰《孝经》（另一传说为孔子弟子曾子所作，记录了其与孔子的对话）；留下了唐朝两位帝王的御笔，唐玄宗李隆基御笔书《孝经》，文和注均为隶书，御批为行书；唐肃宗李亨用篆书题写碑额（写碑额时李亨为太子），连同国子祭酒李齐古的楷书上表，是篆、隶、楷、行4种书法字体集于一碑的艺术杰作。石台孝经碑是最早进入碑林的碑石之一，同时也是碑林中设计最考究、体积最大的碑石。此碑无论从文物价值、文化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上来说，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碑石中的佼佼者。”6月3日下午，站在石台孝经碑前，讲解员陈利峰指着高大的碑石说。

　　记者围着石台孝经碑转了一圈又一圈，一遍遍品读着这通形制最气派的顶天立地碑。造型精美、极富特色，碑首雕有三重卷云华盖，高贵典雅；碑身由4块黑色细石合成，华丽大方；碑座3层石台的4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奇的瑞兽，两种原本并不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碑石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石台孝经碑落成于唐天宝四载(公元745年)，高620厘米，记录着唐玄宗时期盛行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唐玄宗李隆基御笔隶书的《孝经》，用笔丰腴华丽、大气磅礴，结构庄严恢宏；碑额“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16个字，是当时的太子、后来的唐肃宗李亨用清秀的篆书撰写；碑文上还刻有唐玄宗的御批行书，飘逸灵动，自然流畅；碑身上最小的字是当时参与镌刻这通名碑的人员以及机构的名字，用唐楷书写。

　　“唐玄宗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遵循‘以孝劝忠’的理念，大力提倡传统的孝道观念就逐渐成为唐玄宗时期的一项重要国策。他曾两度为《孝经》作注，陆续发布御注《孝经》及诏书。天宝三载，‘诏天下家藏《孝经》’；天宝四载，又诏令将经与重注全文刻石立于太学，供天下读书人摹写抄刻，此石即为现立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西安碑林博物馆科研办主任、研究员景亚鹂介绍说，“国子祭酒李齐古主持刻勒完成后，将石台孝经碑拓本拿给唐玄宗看，唐玄宗看后非常满意，挥笔赞道‘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毕功，亦卿之善职。览所进表，深嘉用心’。这段御批的行书大字，连同李齐古的楷书上表，随后也一并刻在了石台孝经碑之末。”

石台孝经碑亭（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摄）。 本报记者 车喜韵摄

　　三次迁置留下“真容”

　　“石台孝经碑原本放在唐代国子监，位于唐长安城务本坊（今天西安城的南关正街与文艺北路之间的北半部）。唐代末年，黄巢起义后，唐室衰微，军阀连年混战，长安城遭遇毁灭性破坏。黄巢旧将朱温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正月强迫唐昭帝迁都洛阳，这场浩劫，使得昔日繁华的周秦汉唐都城成为一片废墟。”景亚鹂说，“唐昭宗东迁后，时任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的许国公韩建留守长安，为便于防守，对已成废墟的长安城进行缩建重修，而后刘鄩于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镇守长安。此次唐石经的迁置是由韩建、刘鄩一先一后共同完成的，将已处于新城之外的唐石台孝经碑等碑石从务本坊的国子监，移到唐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内，大致相当于今天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广济街以东，鼓楼以北，西华门街以南这一带。”这是石台孝经碑的首次迁置。

　　“北宋时期，社会从历史动荡中渐渐复苏，中国社会出现了远比前代更为庞大的文人群体。此时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对古代礼乐器物等金石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历代碑刻正是他们所关注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原茵说，“北宋时长安称为京兆府，在崇尚金石的氛围中，从北宋之初起，京兆府的守官和地方士绅，开始将散落于城郊各处的碑石向城内文宣王庙集中，使它们如原本存藏于此的石台孝经碑一般得以应有的保护。碑林的形成与宋代金石学兴起有关，同样，清代碑林的发展与当时的金石学大盛亦关系密切。”

　　“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包括石台孝经碑在内的唐石经碑在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主持下又有一次搬迁，唐石经碑所在的唐尚书省之西隅一带，民居杂乱，已今非昔比，不利于唐石经碑的存藏，于是吕大忠与当时京兆府府学主持者黎持商议，决定将唐石经碑‘徙置于府学之北墉’。具体位置在哪里，目前尚无法考稽，还有待新资料的问世。”王原茵介绍道。这是石台孝经碑的第二次迁置。

　　“北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唐石台孝经碑等石刻迁置到今天碑林的位置，建成一座独立院落加以陈列。此后，金、元、明、清诸代，府学、文庙、碑林便一直未予迁动。因此，又有碑林现址肇建于此年之说。”陈利峰说，这次迁置是石台孝经碑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迁置。

石台孝经碑局部。 记者 车喜韵摄

　　修复时收获意外惊喜

　　陈利峰介绍说：“著名建筑设计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组的成员。在设计风格上，他们主张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为蓝本，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具有可参考价值的实物就是石台孝经碑，它便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初设计蓝本之一。”

　　历史上对碑林进行过多次整修，近代以来西安碑林最大的一次整修在1937年至1938年进行，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整修方案予以具体指导，为今日碑林格局打下了基础。其中的石台孝经碑亭照旧翻新，并将地面挖低，使3层台基全部显露（原仅露1层），柱间改为栏杆，这一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谁也没有想到，石台孝经碑在西安碑林放置了数百年后，竟然从中又发现了新的宝贝。

　　景亚鹂介绍说：“1973年，对台基破裂、碑身倾斜、四石不能合拢的石台孝经碑，在未拆除碑亭的情况下进行了整理修复。工作人员在石材中间的缝隙中，意外发现了宋金时期木刻版画《东方朔盗桃》和怀仁集王圣教序碑整幅南宋拓本，以及宋金时期钱币等其他文物。其中的怀仁集王圣教序碑南宋拓本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为石台孝经碑又增添了一份传奇的色彩。

　　《东方朔盗桃》木刻版画，把人们带到了传奇的古神话中。传说西天王母娘娘种有蟠桃仙树，此树3000年才开花结果一次，每到蟠桃成熟，王母娘娘会邀请众仙品尝。大家都熟知《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蟠桃会，而在孙悟空之前，被神话了的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已成功地偷尝到仙桃。传说有一天，东方朔偷偷跑到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准备偷吃蟠桃。却被看护蟠桃园的玉女董双成发现捉住。董双成年轻貌美，东方朔才学过人、谈吐风趣，两人一见倾心，渐生情愫，东方朔3次偷吃蟠桃，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传说，也因此千古流传。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为唐代僧人释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怀仁传为王羲之后裔，尤善王羲之书法，唐人敬重王羲之书法，而且在当朝大量采用摹写（包括双钩临摹）和集字刻碑两种方式传播，当然摹写不是唐代的发明，可集字却是当时别开生面的首创。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拓本众多，但以此次发现的南宋拓本最为完善。

　　这些宝物是什么人什么时间放进石台孝经碑里的，至今无法知晓。

　　“石台孝经碑的刻立，使儒家经典《孝经》的传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心。”王原茵告诉记者。记者 车喜韵